本文原副标题是《奔赴“隔膜之战”的音符》。原载《噪音与资本主义》。这本书的试读本已经在今年一把噪音音乐节期间问世，正式版还需要耐心等待。这里先编发其中一篇文章，作者在社会行动中富有经验，是帮穷人找房和做心理辅导的义工。
翻译：张侃侃、罗万象
作者简介：霍华德·斯莱特（Howard Slater）：住在伦敦的作家和研究者，也是一名心理健康辅助工作者。自1980年代以来，他为很多独立杂志写过文章。他是《断/流》（Break/Flow）和《数据杀》（Datacide）杂志的编辑、社会运动和边缘文化档案“救命屋”的创始人之一。）
包围着我们的一切，我们看到但却并没有注视的一切，我们擦肩而过但却并不认识的一切，我们感觉到但却并没有触摸的一切，我们遇见但却并没有辨识的一切，对我们，对我们的器官，并且通过我们的器官对我们的思想，甚至对我们的心，产生着迅速、惊人而又无法解释的作用！[1]
——居伊·德·莫泊桑，《奥尔拉》（Guy de Maupassant, The Horla）
资本主义下，对劳动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2]在不同的地方被称作生命生产（bio-production）、向内殖民化（endocolonisation）、[3]扩大再生产（expanded reproduction）等等，它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增殖的过程变得自主化了。这么说的意思是，“垫付价值的增殖”，不再仅仅依赖于劳动过程。剩余价值的创造，成了一个（一如“生产本身”的）“生产性流通”的问题：处于流动状态的价值，企图把（曾经是一种非生产性时间的）价值的流通时间缩减到最短——某种让原本的价值流通（价值的形态变化）也生产性了的增殖瞬间。理论家雅克·卡马特（Jacques Camatte）解释道，由此，资本“人格化”了，并且还形成了一个“物质利益共同体”。那么，这，可能就是实质吸纳的意思：即，和持续的增殖对抗的街垒（曾经作为活劳动和可变资本的工人阶级）全被吸纳，这让资本以人的形式出现，并且，由此，克服了自身的局限性。
如果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那这种诠释一开始就带着的悲观，只不过点明了某种失败主义的接受和沉默的顺从（compliance）。如果我们去老地方，也就是，孤立地，在分散的、已去批量化的（de-massified）“生产本身”的地点寻找对抗，那见到的将是（非）自觉的顺从，将是凭借劳动过程而生产出来的主体，即，从属于吸收着形式生命（bios）的资本的主体。这种主体的生产，在“工作计划”的掩护下展开，这计划，源于工厂的“生产日程”和“产品规格”，并且采取“抽象操作规范”的形式——事实上是全社会范围内的一系列部署，[4]这些部署，动员着已经受到约束的自由，而生命的可能，正由这些自由在规定。如果这种主体的生产似乎（着重号系译者所加）排除了对抗的可能，那只是因为，我们是在被逐渐过时的话语性部署（英语 apparatus，法语 dispositif）不协调地（着重号系译者所加）装配着，这在于，这种为了资本而进行的生产，由于吸收了形式生命，而在“内在性”所在之地（我们会看到，这是一个模糊地带）恢复了对抗。马克思在使用“劳动力”（labour power）一词的过程中，留给我们一块可供揣测的开放空间。这个“力”，以及它和马克思所说的“生命力”（vital force）的相关，涉及了一个形式生命的所有元素：从人体能量到心理过程、从感觉运动行为到语言天赋、从感知力到不自觉的情动（affectivity）。整个身体都涉及了，而增殖，则凭借我们所有人（作为“独立的循环点”）而流动着。
而实质吸纳导致这样一种情况：在某种程度上，任何活动都成了生产性的（甚至连失业也是）。不存在非生产性的劳动，而且，大部分人类活动也都要表述为“劳动”。比如，艺术家会谈论“我的作品”（my work）什么的，比如，在为我们自己生产着“符号价值”的时候，我们的消费活动也在回路上的某个地方生产着剩余价值。（资本早就学会把“收入”转化为生产性资本了）。资本的实质吸纳，把我们每个人当作“增殖代理”、当作循环与变形回路上的转换点而动员起来，它在这方面，和资本所大力投资的传播媒介（参见马克思对铁路的论述）平行发展着。从烽烟信号到邮驿系统再到景观，关于传播的“感觉生理学”，逐渐变成了抽象操作规范、微观质询和预制角色的载体。这不是什么新闻了，但是，这说明，我们的情动-倾向本身，已被打造为生产性的。“情动劳动”的概念，特别愿意呆在劳动过程里面，所以，是从工人运动（the workers movement）中引出了它的谱系，它并未认识到，我们的身体，它们的感觉隔膜，是如何变成了被媒体工业的信息和潜意识的诱惑所过度刺激的地点，也变成了把我们本身当作“转换点”而维护着的关键地带。正如乔纳森·贝勒（Jonathan Beller）所说的：“贸易不只是钱和物的运动，它是资本凭借感觉中枢而产生的运动”。我们的感官在劳动。
那么，这，就是隔膜之战，强度控制之战。它不宣而战已久，但是，它让我们认识到，在实质吸纳的背景下，“劳动力”已经延伸至工厂之外而被驾驭着（凭借感知与情动机能）。这些机能，被自由主义美学认为是包含着自由的层面，本身却受制于自动化和习惯。这，也许解释了贯穿于多数前卫实践的共同线索，即，为感知的改变而斗争，“情动阶级”的斗争，他们曾经以及正在试图通过以“感知去自动化”为目标的实践，把“直觉”重新格式化。
这种诠释，即，“向内殖民化”发生在直觉形成的“内在”层面，或许看起来有点牵强，不过，正是我们的情动力（我们的接受性表层），直接投入了直觉的形成。与其说，它是规定了我们的“内在性”的“内部刺激”和早期生命经验的模型，不如说，也许，它可以是这样一个问题：感觉隔膜，在“内外”之间，发挥着莫比乌斯环的作用，沿用德勒兹的说法，是“一种能够产生一系列层叠的表层平面的接受性装置”（所以，我们说，“内在性”是模糊的）。可以说，这种（隔膜之上的）感知“层叠”，以冲动（英语 drive，德语 trieb）的方式制造着直觉。如果它们真有如此影响，也就可以说，它们制造着我们的“意志”本身，它们直接投入了对我们的主体性的生命生产。再进一步，如果某种重复行为（比如，传送带旁的）可以生成一幅身体地图，凭借关于传播媒介的“感觉生理学”（即视听语言）轰击着我们的感觉感知的重复信息，就可以生成一幅（训练我们的感觉方式并使之成为习惯的）情动-地图。这种（对“实质吸纳”的）诠释，让我们不得不意识到，隔膜是对抗所在之地，而且可以追溯到尼采那里，他在“反文化战争”[5]的掩护下宣称，“一切感官感知完全是靠价值判断来实施的”。[6]
我认为，尼采的话表明，所谓解放性的感觉，也和所谓“认知性”的思维过程一样，受制于条件反射。但是，也许，更重要的是，不仅感知和智力共生共栖，不可能做出区分（也就反驳了“纯粹思维”和“纯粹感觉”），而且，事实上，感官感知也无法脱离它们所根植的社会价值而获得自主。这里的社会价值，是自由主义美学中象牙塔艺术家的传说，也是不妥协的革命者的神话。这其中险象环生的，或许就是，在景观所包含的自我暗示力量的更远处，有某种冲动、某种欲望、某种对习惯性感知的欲望（作为主体性生产的可循环原料而被生产着），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感觉层叠，被反复注入。如果主体可以被建构，那它的欲望也可以被生命-生产。作为“实质吸纳”所要求的“劳动力”的一个方面，感觉，以及配属给它们的能量，不必用蛮力去驾驭，它们一定会学着被某种安抚着直觉的抽象冲动所取悦。于是就有了某种通过自我暗示而产生的增殖意志，它必须不断以同一种方式去感知，否则就有把自己去增殖化的危险。神经衰弱。同侪羞辱。均质的景观文化，本身受制于“抽象操作规范”的网格（比如，叙事的、表征的规范），一定会防止去增殖化的发生，所以，隔膜既是自我暗示的，也是自我监管的：（非）自愿接受的对感觉劳动的奴役（参见贝勒及其“关于注意力的劳动理论”）。由此而得到的主体，表现出利己主义者那不可侵犯的冷酷边界，即，自我主张。如果感知可以自动化，弗洛伊德（Freud）的“防刺激盾”（stimulus shield），也就不再必要。正如媒介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说的：“不论是简单知觉，还是复合知觉（sense and the senses），[7]都变成了‘滴眼液’。作为战略性计划的副产品，它们通过媒体展现出来的魅力，只能存活一小段时间。”
或许，现在看来，我们非但没有更接近突破资本的物质利益共同体的目标，悲观还更强烈了。既然这样了，可以说，我们所讨论的，是这样的实质吸纳，它在向形式生命延伸的过程中，建立了一个存在着普遍异化的社会。如果我们认为，普遍的异化，把我们从人之为人的本质中抽离了出来，而不是说，这其实是一个（在实质吸纳的背景下）勾勒出某种人格化存在（[being-human being]，即，要在生成的过程中去审视、去超越的东西）的问题，那它只会继续加重悲观。所以，有必要去拥抱作为一种“生成的先期形式”（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8]语）的异化，去从一片“异化了的阵地”缓步前进。正如尼采所说的：“我们必须在人自身之中解放生命，因为，人自身就是囚禁人的形式。”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本真主体、本真文化的观念，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如果对技术（从手工工具到笔记本电脑），在我们生命中持续运转的中介因素，来一次全面且深刻的评估。拥抱和重述这些中介变得必要了。中介，比如，机器和部署，一般看作异化因素，但如果理解为生命生产的原材料，那它们最终会指向主体经由“资本凭借感觉中枢而产生的运动”而被建构和生产的路径。在某种意义上，这等于是说：主体性的生产，必须成为可感知的，而在隔膜之战中，感官感知必须对抗自身的增殖。这围绕着主体性生产的斗争，不仅弱化了任何人类本质的观念，它还意味着，必须拥抱异化，在感觉的层面上重新挪用和思考，而不是压抑，因为，压抑，相当于重新激活了“自动化感知”，这在于，“压抑”对能量的消耗，除了文化升华，不可能是别的：我们让自己完整且符合某个神话性“本质”的努力，是某种防御性的、囚禁人的措施。大地的囚徒出来吧！
正是在这里，在正当化了的异化所在之地，前卫音乐实践提供了工具，和资本的物质利益共同体的向内殖民化移动战斗。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音乐实践关涉到在感觉的层面上重新挪用异化。和其他前卫实践一样，它们关涉到这一过程：对感知实施去自动化，并且让我们时刻注意那些包围着这行动的敌意。对那些习惯了音乐的常规定义（谐调的和声、和弦的演进等等）的人来说，这行动会引起常见的反应：前卫音乐给人距离感（estranging），“不是音乐”。这些反应，往往是让（对常规音乐的）期待给调教出来的，期待情绪舒适感、统一感和诱发着惯有的自我肯定感的熟悉感，这些感受，本身又可以作为扮演着防御机制（某种对我们所特有的价值的庇护）角色的自动化感知的小小平面。在前卫音乐领域，噪音音乐可以最有效地演示那朝着疏异的谋划性的（deliberate）突进，疏异，其实就是待（treating）听众如一客体（柔软的造物、一个减法的存在），或者，一个形成于“反常”感知能力的主体（生长中的类存在物[species-being]）。这是一种对声音的运用，这运用，恰恰是把意志性对抗带入这场强加却并未认识到的隔膜之战的一个手段。
噪音音乐有一个漫长的历史，也易于变化。从外部声音的入攻（比如瓦雷兹在《电离》[Ionisation][9]中对警笛的运用），到吉他反馈和工业机器（machinery），从由细小的声音放大而来的“噪音”，到彻底撕裂耳朵的成堆的过载电路，噪音向自动感知施加暴力，它违反期待、弱化统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的暴力，几乎是偏执狂式的。它拒绝交流，似乎还虚无地拒绝意义。但是，应该说，那无数个组成了噪音（作为组织化的混合物的噪音，作为声音之墙的噪音，作为障碍之障碍的噪音）的声音颗粒，是在对抗我们习以为常的交流观念的过程中，参与着它们的解体。无缝交流，可以作为某种让部署得以运作的操纵技巧。主体性的生产，一定会凭借精心布局（well-mapped）的叙事期待，凭借易于辨认的意义和象征而进行。有了噪音，这种压抑性的表征就遭到了中断，而瓜塔里所说的“非表意”（a-signification），也就得到了拥抱。于是，在某种意义上，噪音的暴力，它的“情动之流”，在类属特征上，常常可以让它的人类听众直面（confront）非人。
另一方面，聆听噪音，也让我们时刻注意那关于隔膜的“感觉生理学”如何始终在场，作为持续的主体性生产的一部分，这个事实就是，习惯性感知模式，以诱发“正常”反应（common responses）的方式，把我们给包裹起来了。于是，噪音，就用它带给我们的生理冲击，创造着统觉——对感知的感知，凭借疏离（an alienating distance）而强化进入注意焦点的感知，而异化（an alienating distance），恰恰就是感知觉（一如理性概念）生产我们的主体性的手段。这生理冲击，召唤出来一个关于感觉隔膜的概念，它就是弗洛伊德简略提到的“身体-自我”（body-ego）：“身体表层的心理投射”。
这表面上异端着的词组，其贡献在于，把心灵能动性的模式（自我）和皮肤观念（身体表层）层叠起来，而当我们考虑到情动受到的向内殖民化诱惑，它就引出这样的结论：在直觉的和文化的之间，没有边界（参见让·拉普朗什[Jean Laplanche][10]）。有些噪音中天然地组织化着的野蛮，或，它们在技术上驾驭着的原始，或，它们对“生命力”的隐喻化表达，就像这启示的一个巧妙的类比，这启示，疏离着但令人不安地真实着，关涉到我们文化中的“非理性的动态运作”（参见奥托·兰克[Otto Rank][11]）。这条淡化的边界，是一场持续的斗争的地点，在那里，“情动阶级”从习惯中疏离出来了。
凭借噪音而拒绝意义，也就成了另一种拥抱异化的方式。我们总是“应该”给自己的感知赋予意义，从而，被定向程序所写入，或者，改编，而有了噪音，我们就被引入到包含着无数假定可能性（任何意义、所有意义、毫无意义）的非理性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批判性地作用于“人类本质”的观念：这在于，这样的本质，即，某种身份，是凭借选择性感知和恩赐的意义而建构起来的。凭借噪音而抛弃意义，也就抛弃了赋予意识、知识和语言中介的优先权。这，不仅有开启“交流的解体”的效果——凭借潜意识交流（参见“潜意识”等概念），即，一种“生命力在情动”（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12]）层面上的交流，一种“关于冲动的符号学（semiotic）”，同时还有主体（及其对折射性语言防御机制的依赖）的解体的效果。在噪音的猛攻之下，人类本质消解，成了潜在着的生成的（疏离一切的）扩散，由此可以揭示出，身份，是某种虚构（fabrication），是（排除着可能性的）向内殖民化的产物。同样，凭借我们的隔膜感知而感觉化地激活“身体-自我”，展现着一种多形态的性经验，一层力比多皮肤，它，在最极端的状态下，会动摇身体的“生殖组织”。也正是这猛攻，经常被认为是噪音制造者对听众的侵犯（aggression），但是，作为噪音的特工，作为一种非主体性代理（agent）或者元音乐家（meta-musician），这挑衅（aggression），锤打着就某种（普遍的）“自我”感而达成的共识，这“自我”，正随着创伤苏醒，成为多形态的、扩散的、作用于身体组织本身的生成。
潜意识物质的疏泄（abreaction），[13]经常被认为（felt）是一种挑衅，它，锤打着被生产出来的、对某种统一且理想的（ideal）“自我”的感受力，它，有可能是创伤性的。很久以来，前卫音乐在听众身上注入着这种剥除外壳的、超分析的（para-analytic）效果。正是这疏泄，在和向内殖民化的战斗中，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它可以揭示我们作为“自我”而被生产、被超负荷规定的各个层面（及其程度），这也就破除了通常归因于主体的“自由”感。在某种意义上，悸动软骨的音乐，经由两个层面而关涉到这一过程——其一，是大多自由形态的、混乱的、非结构化的即兴，它们运用了不普遍（非共识）的噪音；其二，是言语疏泄，这，是一种持续的自我袒露和生成-他者，这袒露，这生成，起源于“吉尼西斯·P-奥里奇”（Genesis P-Orridge）[14]（参见《劝服》[Persuasion]）。其效果，特别是在现场录音中，是一个非主体性代理共同体，很难把谁做了什么从它里面抽离出来：若干独异着的个体，凝聚为一个临时地统一着的团体。在某种意义上，就即兴乐团（比如，AMM、电子音乐万岁、形态发生）而言，在音乐创作中所发生的，是意识（sense）到，“对劳动的实质吸纳”，把它吸入了非人类控制所能及的程序（抽象操作规范），还有，以上述乐团的集体性即兴音乐为例，元音乐家之间关系的实质走向了前台，这，是一种由音乐团体和观众所分享的公共疏泄。
在实质吸纳的背景下，这种对社会关系的关注变得极为突出。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资本是某种社会关系。就此而论，资本主义价值形态，可以追溯到它在均质化、齐整化不同劳动形态的易变性时所扮演的角色——把它们带入关系，让它们在度量方面达到形式平等。那么，作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资本，就是对所有关系的简化，简化为自私的（cynical）高利贷式的关系，某种“物化了的社会中介”（莫伊舍·普殊同[Moishe Postone][15]）。有趣的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一个方面，是它们在强调（the accent placed upon）独立和个体遵守契约时所表现出来的封闭或隐蔽。有本叫做《呼唤》（Call）的匿名小册子说得很有意思：“我们并不认为（percieve）人和人彼此隔绝……我们认为（see）他们被共享性亲密关系所联结着，只是学会了否定”。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对亲密关系的否定，或，对依存的抑制，或，对他人的冷漠，正是我们在（比如，AMM等等的）团体即兴、团体疏泄中有意设法克服的东西。不仅如此，所建立的关系，必须是实质的（qualitative）、和谐的，既然（考虑到这种音乐的陌生句法、它对噪音的易变性的运用）它是这样一种音乐：在凭借音乐实践而勾勒出“让曾经私人化的强度公共化”的过程中（这非常关键），在感觉的层面上重新挪用我们彼此“间的异化”。疏泄，是克服冷漠的手段，而且，再次引用拉普朗什，是揭示出在直觉和主体间性之间并无边界的手段。
为了这疏泄得以进行，就必须给“情动的循环”清淤排障——“情动的循环，由此……体验到共享性亲密关系”（《呼唤》）。这，就是隔膜之战，推进到了更普遍的超个体的（extra-individual）、复数情动的层面上，无数情动，被传导着、循环着，在我们之间，在更广阔的社会世界，这世界本身，就是一系列隔膜与强度手段，监管它们，是为了去除它们的激情。所以，如果像AMM这样的乐团，会因为吸收了“习语”（爵士性、即兴技巧）而遭到非难，那这也恰恰关涉到，他们拒绝阻塞上文所说的“共享性亲密关系”，这些关系，在更纯粹主义（和个体主义）的演奏中，被认为是“致异物质”的在场。在团体即兴中，这物质，却是不可回避的。从凯斯·洛（Keith Rowe）所运用的广播片段，到具体音乐的“社会耳朵”的整个听域，再到以噪音的形式向我们射来并拷打着我们的本能冲动的碎石，正是向内殖民化物质，那些“自我-结构的内投射层面”，必须被疏泄掉。为了这疏泄不披着告解或宗教审讯的外衣也能够发生，关系的实质，就必须加上这样的含义：在感觉的层面上重新挪用异化，就是我们必须在一个相互支持的环境（这是一种让情感强度得以共同体验的环境）中，标示出“我们自己最坏的一面”（worst of ourselves）。就噪音（集体性）乐团和噪音的（非主体性）代理而言，可以说，这是一个反应的问题——产生于一种宽容的（permissive）气氛而部分地违反着意志的反应。就AMM或者其他前卫音乐而言，“我们自己最坏的一面”，就是上述的先期配置中的“习语”，这是对不可能被认为是纯粹的物质的重新吸收，也是我们对关系（即社会嵌入性）的审视，这物质，勾画着我们和关系，而全体性疏泄，很有可能引发复数的变形（transfigurations）、去增殖（devalorisations）和生成（becomings）。
在对疏泄所冲刷出的“神话性本质”的进攻中，我们踏上了存在着无数文化机能形态的地带，这些形态已临近尴尬，在对“关系的实质”的实验性测试中，这些形态一定会越过“可接受”那条界线，“走向脆弱”。在前卫音乐实践中，这，可以在“沮丧（abject）音乐”[16]（宽泛地这么叫）中看到，在那里，“音乐的”道具或者习语，支援着一种公共性“自我分化”，或，受情动支配（affect-ridden）且前表述的人格面具的直接游戏，[17]这分化或这游戏，在演示着演奏者的统一感的缺席的过程中，挑战着听众，让他们也通过朝情动敞开而变得自相矛盾，让他们也克服疏泄的尴尬。这疏泄令人尴尬，这在于，它揭示了，并且/或者拥抱了一种被异化感（sense of alienatedness），它揭示出，我们一如“自由文化的代理”而被囚禁着。声音诗就经常有这种令人“沮丧”的效果，由此，声音诗人似乎被一种“情动之流”所征服，这“情动之流”，让交流的解体得以发生，把语言化约为喉音物质，这些物质，不再利用词语去中介情动，而是创造出新的情动与复合情感，一种“变化性”，对它来说，语言，并不存在。的确，通常，随着声音诗散射开来，对语言的专注，也就被自觉地驱散。当你这样思考，我们为了自我表达而使用语言、专注（cathecting）于词语，（我们被引导着相信）乃是“准确地”、“本真地”交流的主要手段，就会发现，这专注，本身就是某种异化的动作。
就像“沮丧音乐”和声音诗，寂静对音乐的入攻（几乎是某种概念上的狂妄），是另一种反抗我们的向内殖民化的方式。从莫顿·费尔德曼（Morton Feldman）钢琴（piano）作品的超长间歇（intervals），到AMM一部分作品轻到几乎听不见的段落，再到拉杜·马尔法蒂的“构成性休止”（pauses），寂静（和“宁静”不同）运作着，不可名状地演示着：参与者在他们自己之间创造出一个环境，由此，信任、不置好恶的恣态和神入聆听，几乎取代了小号、键盘、磁带而有了乐器之形。期待随寂静而生，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随寂静而生的，是必须克服的尴尬。我们会害怕寂静，就好像它是最刺耳的噪音，这是被反复注入的妄想症所引起的心理反馈，也是被反复注入的自我怀疑，注入资本价值（它们凭借感觉中枢而循环着）的“心理-反应-平均”滑流。所以，如果寂静让我们不舒服，那是它在向我们诉说发生于隔膜之上的投射和内投射，它让我们尝试着去表述一种难以言传的东西，一种产生于我们而我们却不了解的东西。寂静，几乎是在强迫我们停下来思考，在残破的目标（objects）前驻足，去质疑圆满和消费，去质疑期待中心旷神怡的自我满足。音乐中关于寂静的实践，由很多人所分享的寂静，似乎会令人想到：有一天，音乐将不复存在，有的不过是：无数可能性。我们加入全体性疏泄的意愿，驱散对资本所包含的“坏事物”的专注、凭借情动去筛分（这，是为了掌控我们自己的生成，因为，我们反对人格化资本把我们本身、我们的欲望当作生命生产原料去利用）的意愿，就是世上最美妙的音乐。这里，不再有尴尬，或者，否定，一种“内部交流”正在发生，它，可以无法感知地回响。这里，在正在进行的隔膜之战中，有机体为了自身而重新挪用其感觉劳动，并且正在成为，沿用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18]的说法，“敏感生存的手段（instrument）”。
霍华德·斯莱特，2007
著作权说明：反著作权
参考文献
匿名作者，《呼唤》，作者、出版者均无记录，2006。
乔纳森·L.贝勒，《吉加·维尔托夫与货币-电影》，在线获取方式：
https://muse.jhu.edu/article/3267
吉尔·德勒兹，《感觉的逻辑》，纽约：阿斯隆，1999。
马修·富勒，《媒介生态学》，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2005。
弗里德里希·基特勒，《留声机 电影 打字机》，斯坦福：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
让·拉普朗什，《精神分析新基础》，伦敦：布莱克韦尔，1990。
居伊·德·莫泊桑，《短篇小说选》，伦敦：企鹅，1983。
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纽约：陈酿，1968。
莫伊舍·普殊同，《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6。
奥托·兰克，《超越心理学》，伦敦：多佛，1958。
卡尔·罗杰斯，《个人形成论：我的心理治疗观》，康斯塔伯，2002。
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技术的艺术》，保罗·伍德、查尔斯·哈里森（编），《理论中的艺术，1900-1990》，伦敦：布莱克韦尔，1993。
注释：
[1]译注：此处译文摘自《莫泊桑文集》（张英伦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译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概念，和“形式吸纳”相对。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强调，资本主义曾经把外部吸纳为自身的一部分，而现在，是把已经吸纳的消化掉、内化掉。这种吸纳，是依靠整个社会的、人本身的资本化去进行的。
[3]译注：指一个社会或者国家中全体成员的自我殖民化，尤指身体控制。
[4]译注：福柯的术语，又译配置、机制、装置，指某一种结构的安排和设置。它作为一个异质性的概念，可以是有形的建筑工程，也可以是无形的制度或者思想。dis有“否定”的意思，positif是“积极的、肯定的”，合在一起，可以理解为针对常规的社会功能、制度、思想而进行重新调整和异质性的干涉。
[5]译注：参见波兰裔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克罗索夫斯基（Pierre Klossowski）的名著《尼采与恶的循环》（Nietzsche et le cercle vicieux）的第一章。
[6]此处译文摘自尼采，孙周兴（译），《权力意志：1885-1889年遗稿》，北京：商务印书馆，2[95]。
[7]译注：这两个可能是休谟的术语，参见《人性论》。
[8]译注：金匠学院媒体与传播系教授、小说家、媒体艺术家。主要研究媒介技术，也研究睡觉和反著作权。
[9]译注：《电离》创作于1929-1931年，首演于1933年，是为13名打击乐手而写的作品。它的划时代意义，在于完全使用了不强调音高的打击乐器——在此之前，打击乐只是辅助性的乐器，它在声音上的独立性、丰富性，很快改变了整个学院派现代音乐。
[10]译注：（1924-2012），法国精神分析学家、作家、酿酒师。
[11]译注：（1884-1939），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作家。
[12]译注：（1934-2012），美国发展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
[13]译注：精神分析术语，也可译为“发泄”。
[14]译注：（1950-2020），英国艺术家、音乐家。工业音乐和舞曲的先驱、反文化领袖、混沌魔法组织领导人、身体改造和跨性别的实践者（性别身份是中性），也是悸动软骨乐队的组建者之一。《劝服》，是悸动软骨1983年的专辑《20首爵士放克金曲》（20 Jazz Funk Greats）中的一首歌。
[15]译注：（1942-2018），加拿大历史学家、社会理论家。
[16]译注：《走向脆弱》是本书中马丁的文章的标题，“沮丧音乐”也是他的常用词。
[17]译注：掷骰子就是一种典型的直接游戏，这里应该是在强调其不可预料性。
[18]译注：（1902-1987），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