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隐居淡水的嘉义人陈国诚发表《悲伤》，署名舞鹤。这部小说被认为是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一个高峰。我是12年后，从台北的朋友那里接手一箱旧书，才有缘读到。它像摇滚乐一样让我着迷，但同时也像摇滚乐一样让我感到疑惑：现代主义是在每一个文化中发作的普遍现象吗？以同样的模式吗？“本土的现代主义”存在吗？以及，当时我刚好注意到，不同年代的摇滚乐有不同的工业标准，有时候，它在舞台上省略掉不易感知的低频，有时候，它在录音棚清除杂音，为的是“水晶般干净的声音”。
又13年后，在高雄，在汽车里聊天，因为说起夏宇在知识界遇到的冷漠，我突然想到了舞鹤的悲伤：它经过了过滤，被系统接受，并且最终安排好了一个位置（就像为一个猴子册封养马的官职）。但同样的悲伤以另一种面目出现，弥漫，不规则，无方向。系统不知所措。面对世界的不连续性，疯狂不见了，冷漠取而代之。那也是一种对悲伤的背弃。
到高雄的时候，我已经很累。连续几天听力异常。
我曾经体验过一些特别的耳鸣，例如16k到17k赫兹的微弱高频，或者25赫兹上下极广阔又轻薄的低频，还有那种2、3k赫兹即将发作但尚未进入正反馈循环的预兆：我由此推测耳鸣是一种听神经上的电荷流动异常，一种反馈，也就是说，神经元沿着重复的路径，将电能循环传递，并且积累、增加，直到达到平衡。
此刻酒店餐厅的吧台有位女性正在切黄瓜。类似雨的气息弥漫。我刚刚和她说过话，仍欲望着她肉乎乎的脸，和手，和眉骨上方的微弱凹痕。然而某种社会性的约束让我既不能持续注视，也甚至无法持续想象。
当然低频也弥漫。其频率远低于黄瓜的清新水气。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太累了，身体在出错，一直接收到过量的低频。就像是打开了播放器上的“低音增强”功能。一旦周围变得安静，我就感觉到耳膜嗡嗡振动，附近血流的声音和外部传入的空气振动混合起来，使现实异于常态：现实不就是耳朵和其他这些纤维、蛋白质、电子所构造的玩意吗？所谓的异常，不就是另一个版本的、同样并不真实的现实吗？
那就像在泳池里，两耳埋在水下，听见的不知道是水流还是身体的移动。总之现实巨大，隔绝，遥远，似乎是一个陌生的他者。似乎有一套和我无关的蛋白质和电荷构造了它。而我不过是它的镜像。我在不同的层面体验到这种遥远，比如说，大中午，我第一次走向美丽岛捷运站，一路上几乎没有遇到一个人。从10号出口下去，也没有遇到一个人。b2月台上也几乎没有一个人。b1环形岛的人权教室开着门，但空无一人。我并不怀疑什么，但我的确感觉到现实正在远离，而且并无一物填补它留下的空隙。
只有低频无所不在，那似乎不是现实这个维度的事。除非现实并不是表象世界这个维度的事。
在海边我捂住耳朵，滤掉海浪的白噪音，海的低频和血流的低频混合在一起，前者略低，后者稍高，并夹杂着滤不掉的噪音，也许也夹杂着神经电信号的杂音，还有两手不稳定的压力带来的低频。
在汽车里，边聊天我边掏出手机，在一个免费的频谱图形 app 上看汽车发动机的低频：它饱满，圆滑，像王羲之一笔肥大有力的浓墨的偏锋的小小的转折。这并不是一个科学的举动。没有人会相信手机的麦克风。app 也不够精确，功能有限，加上屏幕太小，我只能感觉，但不能真的分析。但这些天我就是拿着手机，到处去感觉身边的低频：是用眼睛去感觉，确切地说是用视觉的理性去接近未经分析的经验：我已经没法相信耳朵了。一个游泳的人，又能对水了解多少呢？
（然而话说回来，耳朵难道是用来相信的吗？而游泳池，不就是用来游泳的吗？有谁需要理解一个游泳池呢？）
在海边我想，这些天到处想找一个低频比较少的地方，我试着排除车辆发动机，还有冰箱、空调。我研究了酒店房间、废弃的军官宅邸、废弃的游泳池、清真寺、电影院、书店……发动机无所不在，即便是已经做了隔音的房间，机器仍把它源源不断的动力传递过来，整个城市已经是一套机器了。不管我有没有听到。也不管我是否察觉了这些振动，它们都已经进入我的身体。然后我来了海边，海的低频比发动机还要广阔，它似乎连接了我的身体的振动，使它无限扩展至巨大球体以及爱因斯坦的宇宙。妈的海才是发动机呀。话说回来难道不是连山也在振动吗，还有地球？那么，我们不要企图逃开现代性，海就是现代性。因为我就是现代性的眼睛。
尽管现代已经是一个陈旧的概念。但现代性仍是第一重要的现实。不信你看看香港。
我想，舞鹤的文字就像是吉他噪音，在反馈中制造失真，用效果器制造失真，并不很低的低音持续嗡鸣着，白亮的细碎的噪音在海面上飞溅，也许也在那些疯掉的人的神经上飞溅。他用他强壮的主体性冲击着音箱，那种在低频和高频之间，在连续性和碎片之间所形成的秩序，仍仿效大自然的结构，也许也称得上是一种古典的和谐：高中低各部分搭配起来，就像过去那个象征的世界里，神圣的和声：现在，肉体扭曲着发出短促的叫声，试图将自己重新组织成一个整体，它在方言和国语和西洋／东洋翻译语言之间，所呈现的沉甸甸的意义，及其失落，就是所谓的悲伤。
我沿中山一路向南，到达美丽岛捷运站，再走几步右手就是中山一路51号，《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旧址。1979年，杨祖珺的《美丽岛》并不具备今天流行音乐的低频。连迪斯科也没有那么多低频。重低音还没有普及。露天演唱会不过是大量全频音箱的堆积。人类的声音世界尚未被这种饱满、圆润、强烈而理性的现象组织起来。今天的音响系统是2.1也就是左右声道加上重低音，在此基础上又有了5.1乃至7.1，而此前的感觉革命是由立体声所塑成。这是关于感觉的理性。它包含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因果律。它似乎是资本主义文化所塑造的身体的进化。身体分解了，又重组了，而且还响应着更多的刺激，生出了剩余价值。
今天下午，我本来打算去三多影城看 imax 巨幕的《在黑暗中说的鬼故事》。那会是一个几乎完全组织化的听觉时空，所有的声音都经过设计，所有没有经过设计的声音都尽可能被隔绝、约束（我假设有一个鬼在黑暗中说：a. 电影是机器的艺术；b. 看电影是古老的集体仪式；c. 人是仪式机器。）人们在电影院听见的从来都不是人说话的声音，而是话筒和音箱的声音。1960年代和1990年代的话筒是不一样的。在1990年代，也就是野百合之后的年代，悲伤的年代，语言和语言决斗的时候，那些不拥有语言的权力的人发现了夏宇的年代，银幕上的人开始发出大振膜电容麦克的声音，他们的声带以数千倍的返利，振动我们的身体。低频！谁掌握了低频，谁就掌握了人类的海洋。
嗯嗯，我对自己说，夏宇没有出现在那场决斗中。不存在什么无权者的权力，只有无权者的无权力。
关于美丽岛捷运站：我反复地经过，也反复地想：酷刑和撒谎并不会停止。它甚至并不会因为资本主义和科技的进展，而升级为所谓的控制2.0，也就是所谓的吃相比较好看的极权。因为那是人类身体在组织化过程中爆发的故障。这套身体设计得太差了，它充满故障！朋友，醒醒吧，根本就没有人撒谎，因为每个人都不笨，他们只是假装被骗罢了。没有人撒谎，只有人胡说八道。因为人无法抑制自己语言中汹涌的黑暗。那些没有权力的人，通常要靠发疯来揭露这个故障。音乐一直想要把自己组织得更好一些，但它也只好去压抑其它的声音，比如说格利高里一世删除一些和声，好让圣咏免于邪恶力量的侵害，比如说人们解剖电音三太子，并不是为了激励它的野性，而是要将它消毒。但音乐一直在压抑中泄露它内在的暴力不是吗。就像那些爆炸的燃气管道：它们曾经是舞鹤的小说中挖开的土地。
关于国家体育场：我在汽车里嘟囔着说，不对称才会有民主吧。我哪里懂什么民主。这就是一种胡说八道。我大概是想说，不要逃避不对称的世界。人自己就是对称的这还不够吗。用暴力组织起来的音乐，难道还不够虚伪吗？那些印度的贱民，在婆罗门永恒崇高的古典音乐的门外，就像无方向的低频一样，既是离散的，也是汹涌的，它们拍打着窗户，想要进来。而且它们已经进来了。甚至它们就在每个人的身体里了。比起这个不对称的建筑，美丽岛捷运站的圆环结构，更像是一个罔顾现实的理想，一种并不会兑现的许诺：所有人平等和谐，手拉手成环状，在仪式中忘记地上和地下和海洋深处的异质的存在。
还是问号比较好，政治家不要使用句号。
低频并不是给耳朵听的。低频按摩我的腹腔。它可能会使肝脏共振，最终破掉。它在胸腔共鸣，使我发出似乎比实际身体更大的吼声：嘹亮的是革命的激情，是升华，低沉的是野蛮的动物的气味，在弥漫，不可见，但可及。低频在夜店摇动我的身体，搞不好也摇动我的海绵体。人类活动过量的低频破坏了鲸鱼的听力，它们生活在知觉的地狱中……
低频是普遍性的，它不为任何文化所独有。
低频证明人和机器一样，有着无法抑制的自体振动。
低频是前语言。
低频在本文中，特指0到120赫兹的声音，尤其是20到50赫兹。
也就是说低频是一种符号之外的声音，它不在传统的音乐的概念中。这东西不能用耳朵来换算成音符。只有沉默的身体，以它几乎是一无所知的态度，和周遭和内部的低频发生着交换：身体是语言尚未生成之所在。在语言为自己的裂变而悲伤的时候，低频漫无目的地运动着，看起来像是一种没有道德感的东西，实际上也的确是一种没有道德感的东西，它根本不是东西而是幽灵，它在语言自身的矛盾的映衬下呈现着悲伤：不是自我的悲伤，是人所塑造的世界的悲伤。这种语言自身的不完美，在舞鹤那里呈现动物性，是暴力和疯狂，在夏宇那里呈现植物性，是蔓延和沉默。
人类想要管理低频，确切地说是投资并获利于低频，这和对潜意识的投资是同步的。那些罪犯，尤其是有组织的罪犯，所侵占的并不是正义，而是我们的黑暗的那一部分。过度开采、强制曝光，黑暗被加工和消费的原则，也是所谓的正义和理想被和声结构推向高处的原则，只不过古时候的压抑，变成了今天的转换。从这个角度说，舞鹤的失真吉他，并不异于古典结构，但它表现出的每一层级，都是扭曲和抖动，都是主体性在沉没前的不情愿的吼叫。
那么是不是应该说，夏宇就没有低频，而以单纯碎片和根茎蔓延的方式游戏她的语言呢？她吻合了一两个世代的人的无聊和冷漠？当然不。我想，夏宇并不取消低频，她只是取消了低频的神秘性。她使欲望脱离了男性化的欲望结构。没有受伤的主体，因为没有那个处在世界中心回味着土地之甘甜的自我……我应该在另一个场合继续说下去。一个已经被大身体驱逐的身体，又怎么能去哀悼中心的坍塌呢？难道不是知识拒绝承认自身的悲伤，任由丙烯气体蔓延，直到爆炸，然后再换一套管道继续？难道不是通过研究他人的悲伤，开采它，使之组织化，有时候也膜拜它就好像膜拜交响乐团的首席小提琴，而抑制了自身的悲伤？
机器被人从自己身上切割出去的时候，恐怕是悲伤的。狗也是吧。但那是语言所不能穷尽的客体的悲伤；它不是纯粹的无意义，而是意义消退之处呈现出的困惑，或许还有惊讶，搞不好也是觉悟。无聊和无我就像宇宙的低频（好像是10的负18到负15次方赫兹），如果那都不是真理，还有什么是呢。所以，也许最好都不是吧。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