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 2016年7月，在 Konfrontationen 音乐节上见面后，petr verb 对颜峻的邮件采访。发表在捷克前卫音乐杂志 his voice magazine 上。
本文由罗万象翻译。略有修订。）
问：你能讲讲这次在 Konfrontationen 音乐节上你的装置作品吗？它是怎么合上这次的声音艺术展的主题的？
（注：Konfrontationen，大意是冲突；这是每年在维也纳郊区尼克施多夫举办的音乐节，以自由爵士和自由即兴为主，到2016年已有37年历史。很多乐手，包括瑞典的 Mats Gustafsson 已经搬到这里居住。2016年的音乐节单设了一个声音艺术展，主题和当下的政治局势有关。）
答：它包括一些两分钟长的田野录音，里面各有一个人念出“grappa”（一种水果酿的烈酒）这个词。通过四个音箱播放。观众可以坐在那儿喝酒。
不同的人，中国人、意大利人、德国人、法国人、挪威人……用他们自己的口音念，也录到了他们各自的环境（声音），也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决定（在哪里录音、什么时候念这个词）。
在展览现场，他们就带着这些信息，围着这个桌子互相说话。好像没啥意思，但确实都带着自己的身份和背景。对我来说这非常政治：人们相遇，交换信息，相互融入。他们需要互相听吗？他们需要聊些更有意义的东西吗？我不知道。有件事我知道，就是他们最好一起喝点。
问：你觉得其他装置作品怎么样？你对欧洲现在的难民危机怎么想？
答：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其他作品是什么样。我以为肯定是那种“声音艺术”，就是说各种“对纯粹声响的探索”之类。没想到是非常直接的政治化的。那个（上面写着关于难民的句子的）帐篷作品被迫搬走的时候，其实搬到了更好的位置（原来在一个村民的房子里，但本地右翼居民抗议，所以搬到了音乐节所在的餐厅门口），它一下子成功了。这个展览和音乐节的一切都是在美术馆空间外发生的。从远处看，这些帐篷里面都有灯，它们最后变成了音乐节暖暖的灯。完美。
要是你看过阿方索·卡隆2007年的电影《人类之子》，就会看见一样的炸弹和难民，然后人类不再生孩子了。那个著名的长镜头之后，士兵们停止射击，因为他们看见一个婴儿给从硝烟里抱了出来。真他妈的弥赛亚！可是在现实里可没有这种漂亮的长镜头，也没有最后的人类之子这种救世主。你没听见完美音乐的那些穷亲戚们正在嚎叫吗？
问：最后这句能再解释一下吗？
答：我的意思是：我们听或者生产那种完美音乐的时候，那些不完美的音乐，坏品位的音乐，业余的音乐，还有各种没用的声音都在我们耳朵外面。它们也他妈的想进来啊，跟难民一样啊。如果我们重新考虑一下我们的音乐品位，或者说音乐标准，那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当然喜欢某些音乐，讨厌另外的一些，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我能不带着自己的审美去面对它们？可能挺有趣，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可能还是会喜欢，会讨厌，但是就能一直待在新鲜空气里了。
问：关于用艺术来谈论公共话题，中国什么情况？
答：在中国你要是惹上政治的麻烦，不管跟艺术有没有关系，你都得完蛋。所以大家都尽量躲开，要么就干脆豁出去。直接牵扯政治的艺术，往往意味着这样一种结果：就是你没法再艺术下去了。当然要是足够聪明的话，也可以帮很多人生产良心（你能想象一个艺术家一年生产500个以上的个展和项目吗？）。当然这是另一回事。总之我觉得这类作品在中国起到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探测人们的反应，而不是对抗权力。
问：你觉得这次的音乐节大体上怎么样？演出怎么样？
答：我没想到能看到 dror feiler and locomotive konkret（多鄂奥·费勒是以色列出生的瑞典乐手，左翼政党领袖，数次在抗议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策的行动中被捕）。这绝对是音乐节一大礼物。我觉得太幸运了。当然了他是一个真的政治家。一个演奏噪音和自由即兴的政治家。我对那种忙碌的对话式的音乐并不感冒。但他冲出了音乐的形式。也就是说，从他身上我能期待一些比音乐更多的东西。我也享受这里的所有的瞬间。如果我并不享受谁的音乐，我还是享受他们的存在和那个气氛和那条狗和那只猫还有朋友们还有那些音乐的瞬间。
问：我必须得说，我实在没法看下去，这么一个家伙，甭管是谁，在一场演出里演奏七八件乐器，谁逼你非要带上低音萨克斯、次中音萨克斯、高音萨克斯还有其他几个小管外加几件电子乐器？上次我看见这阵势，是在威尔士，alfred harth 演奏了大概15件乐器，这尼玛什么东西？我必须走人，因为感觉这哥们完全是在做秀。我倒不是在说音乐本身，当然我对他们的音乐也不感兴趣（除了 dror feiler 玩噪音电子的时候，这个我还真喜欢）。
答：这就是我说的忙碌的音乐。经典的欧洲自由即兴。大多数我都消化不了。alfred 的确是太忙了，他的有些音乐除了忙一无是处。但是 dror feiler 这儿呢，我把他当作一个例外，因为他没在演奏音乐，他是在从音乐的形式里爆炸出一种什么东西。做为 lokomotiv konkret 三重奏的成员，那个演出基本上就是他的独奏，旁边有两个摆设。比他的独奏作品差多了，比如说“the return of the real”。对我来说，重点是他在他的（多数这类乐手的）大个儿的自我之外，在音乐之外，感动了我。这就是我说的，可以期待一些音乐之外的东西。
问：中国有类似的音乐节吗（或者在亚洲，据你所知）？
答：差不多10年前，水陆观音和迷你迷笛音乐节（http://www.subjam.org/archive）差不多有这种劲。家庭气氛加上实验态度，或者说，自然加上噪音。还有后来的小雷音。不过现在在中国很难办音乐节了。我不知道。当然亚洲有别的，像日本。像新加坡的 play freely，马来西亚的 flex 和 switch on，还有印度尼西亚，不过我知道的不多。
问：你在柏林的 daad 驻留，有什么计划吗？
答：没什么很清晰的计划。我争取别太忙。尽量享受，而不是“工作”。我会发展一些想法和项目，不过首先得找到一种方式，得是真爱。一年太短了，所以我不想太着急。
问：有没有什么没机会实现的旧的愿望，现在终于有了条件去做？
答：我需要一个工作室，可以摆得下、耍得开各种设备，还有做反馈的实验也需要空间。我等这么个45平方米的空间和两张大桌子很久了。然后，和我熟悉的文化和语言和盲人按摩和现实拉开距离。我需要感觉陌生和新鲜。迷失会让人保持强壮，头脑清醒。几年前我身体和精神都特别迷失的时候，我开始在欧洲巡演，那让我有种再生的感觉。
问：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一步一步上了音乐／声音的贼船的？还有你怎么搞起了现在做的这种音乐／声音的？
答：哈哈我小时候就在开发听觉了。我父母非常严厉，一心逼我念书。我读课外书的时候，都得听着外面，因为我妈上班的地方很近，她随时会回家晃一下。我能从20米外分辨出她的脚步声。也许30米。13岁的时候我从广播里听到了崔健，也就是中国摇滚教父。第二年买到了他的磁带。这把我带到了摇滚乐那里。那时候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把它当作生活方式和其他一切的革命。上大学的时候，我开始写乐评，主要是为了稿费。后来，差不多23岁的时候就当回事来干了。我为上百家杂志和报纸写过乐评。而且也算是地下摇滚场景中的一分子。有时候也和乐手合作，在舞台上念诗。
2003年闹非典，北京有几个月都快空城了。而且，在天安men事件13年之后，又有了新政府上台。我多数的摇滚朋友都停了，或者去旅行了，甚至退出江湖了。我把那一年看作旧式的意识形态威权向资本主义技术官僚威权转变的时间。反叛者迷失了，我也算其中一个。
那也是互联网高速发展的一年。我用slsk下载了900g的mp3。我对steve roden、john duncan、cm von hausswolff、alvin lucier 特别着迷，还有噪音。当然还有那些大声的日本乐手，像是大友良英，我在1999年安排过他的音乐会，他还给我的诗朗诵做了吉他伴奏。我和 fm3 （那时候他们玩极简氛围音乐）、王凡（噪音和极简）、武权（现场视频装置）一起搞了一些环境表演。之后我开始做田野录音，也开始用人声表演。我还跑去一个寺庙，学了两个月的藏传佛教喉音。
后来碧丽霞离开北京的时候，我送他一个抛物线话筒（观鸟器）。他开玩笑说要拿它做音乐。我想，靠，那可不行我得抢先一步！然后我就开始用它做反馈了。那大概是2007年？后来我就做了好多反馈。不过我也不能说现在是不是就到这里了，因为我也说不上自己在干嘛。即兴音乐？但是我觉得大师们烦死了。噪音？但是有时候我一点声都不出。音乐吗？我对身体动作特别着迷，我管它叫舞蹈……我不想知道答案。
另外，对了，还是关于 drop feiler，昨天我在听艺术家 jean dubuffet 在1961年录的音乐。他是完全业余的。我觉得 dror feiler 某种程度上也是业余的。他完全不是大师。
问：说到反馈，你能说说它到底怎么迷住你的，为什么？
答：一开始我就是试试。之前我用延时效果器做过一些低频的反馈。然后我觉得延时效果器太不自然了。用这个观鸟器，我能做出来要命的高频，常常把别人搞到崩溃。我还挺高兴的，因为我内在多半有病。这种声音非常心理也非常生理。有一次，有个朋友抱怨说，这玩意比 merzbow 还让人痛苦。我就当是赞美来听了。我可不想像 merzbow 那么美，那么有来有去。我想研究一下噪音到底啥意思。
另一个做反馈的原因是，乐手用不着忙活太多。不用像那种自由爵士大师似的。
当然，过了两三年之后，我发现反馈可以非常微妙，不是只有那种能杀蚊子的刺耳高频。
现在我把设备放在桌上，只用身体动作和手指头在空气里动，这样就可以改变声音。这个也就是我的舞蹈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