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可以飞。图片：苏维埃艺术家弗拉迪米尔·塔特林制作的飞行器，1932年。来自网络
另一个最近被问到的问题是：难道前卫音乐不是已经走到了尽头吗？连寂静都已经被演奏了60多年，已经没有什么是新的了吧？
这个问题的潜台词和上一个问题一样：那么你们还要不要继续创作呢？
在上一个回答里，我已经解释过，创作是一种需要。观众、读者对作品的创造性参与，也是一种需要。这不但关系到个人欲望，也对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产生影响：根本上，创造性地活着，创造出一个创造性的社会，这才是人应该做的事情。
此外，澄清一下，按照维基百科的说法，最早完全无声的作品不是《四分三十三秒》，而是1919年捷克作曲家艾尔文·舒豪夫的《未来》。那么，凯奇为什么还要继续创作呢？以及，容我反问一个：陶渊明的无弦琴真的是前卫的祖宗吗？
“新”并不是前卫的追求。确切地说，“新”是一个资本主义的逻辑。那个叫做市场的东西，放大了人的好奇心，并且斩断它和人的更深的联系。新的、不同的、个性的，这样的许诺，和宗教对于彼岸的许诺一样，首先是现实中并不兑换的。也就是说，新的逻辑就是更新，就是每一个新都马上旧，而终极的新，只是一种方向。
没有人会购买一个方向，所以手头这个新，就成为方向的代理。它可以是一款手机，也可以是一种音乐，也可以是取代了齐泽克的地位的一个思想家。但这个手机或者思想家本身并不重要，因为他们都要被连根斩断，不和消费者的生命发生关系。什么是生命？从时间的角度说就是可以超越那种虚幻的时间连续体的东西，就是一个整体，或者说从每一个碎片中体现出来的整体，而斩断就是从整体中切割出一年，一个月，五分钟，和下一个碎片拼合起来，像是流水线。但这条流水线并不通向死亡，它不生不灭不变，因为它实际上是一个自我循环，再新的手机，也改变不了这个原地打转的命运，也就是消费者/提款机的命运。
在这个命运中，“古方”、“纯正”、“天人合一”也是在新的逻辑下生产出来的。这应该不用我再啰嗦。但在今天的语境中，它们也被浪漫主义的回光返照加持着，参与了集权资本主义的文化营销……好吧我真的不喜欢浪漫的前卫音乐。我打住。
我有几个朋友，上个世纪就已经在大量地听前卫音乐了。
这里解释一下：这个“前卫”是文学性，最多是新闻性的用法，也就是说，它包括达达和后达达、学院派前卫音乐、实验音乐、即兴音乐、噪音、声音艺术、声音诗……等等。对大多数人来说，也包括自由爵士、融合摇滚、电音、氛围音乐、世界音乐、电影配乐。原教旨主义的前卫音乐，在我看来就是声音诗、萨蒂和概念音乐、社会性噪音运动。严格地说，学院派前卫是古典音乐自身的延伸。
好：我有几个朋友，上个世纪就已经在大量地听前卫音乐了。最近他们不约而同地表示：已经没有什么前卫了。或者：已经没有什么实验了。总之他们表示不再关心这件事，毕竟曾经沧海难为水。
这里再加一个小插曲：大约是15年前，宽带上网刚刚普及，p2p下载软件也还流行。我有一个朋友下载了很多音乐，并且揣着硬盘，去很多人家里拷音乐。他说他想把世界上所有出版了的音乐都收集起来。
他当然是不知道，世界上大概有多少出版了的音乐。多么天真啊。甚至可以说是幸运：他活在愚公移山的世界，山是有限的。他没有体验到的现实是，天真在资本主义逻辑的放大之下，会不断得到奖励，也因而变成执念：每搬一座山，就生产出下一座山：不断生产和穷尽同一个欲望：愚公无法再追求整体，只能追求代理，并且协助这个代理生产出代理的代理。
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天真，至少是欲望：听到摇滚乐，感觉天地很宽。然后想要它更宽，就去找朋克乐，找迷幻摇滚，找自由爵士、电子乐、工业噪音、黑金属、抽象黑怕、云南萨满……然后听到了噪音和斯托克豪森，天地又多了一个维度，就越发热情地去找自由即兴，找不同类型的噪音，找具象音乐和频谱音乐……这当然是一种本能，但并不是纯粹的生物本能。这里面有一种潜在的进化论，未必就是歧视链：民谣比港台牛逼，摇滚比民谣牛逼，太空爵士比土摇牛逼，噪音比爵士牛逼，依此类推。但有趣的是，个人兴趣的递进，会在个人经验中建立一个层级关系，就像是通过高考进入大学，进步了。
这恐怕是必要的，但决不是纯洁的。
mp3不用花钱，免费探索新世界多好啊。最近20年的音乐家简历中，也流行着“致力于探索新的声音”这种说法。这里面没有植入一块资本主义的晶片吗？
除了直接的体验，我们也在听音乐的过程中学习，先是“这种音乐该怎样欣赏”，然后是“怎样判断它的好坏”。这个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学习差别不大，都是可以量化的。品位就这样培养起来了。然而品位是17、18世纪以后才形成的一种文化消费标准，在全世界都是这样。明清时代的中国，就有很多指导人生活品位的出版物，那些有钱的南京商人，要学习苏州文人的品位，买画，玩香，读闲书。
更牛逼的音乐（类型），更出色的音乐（作品），更新的音乐（技巧和材料），这几个标准已经内在于我们的身份中了。什么身份呢？消费者。即使不花钱，也是符号的消费者，意义的消费者。
前卫并不是要新，也不是要比别人更独特。相反，前卫的目标是废除这样的标准，确切地说废除这个标准的基础，也就是等级制的社会，和贫乏的精神。等级迫使人向上爬，去成为另一个人。贫乏使人渴望独特，而否认自身本来就具有的独特。这样的政治性和诗性的主张，是在“前卫”这个词诞生的地方，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部分而出现的。不难理解，随后的共产主义思想，会追求人类所有方面的解放。1910到1930年代的苏维埃前卫艺术就是这样的例子：声音诗、噪音实验、构成主义，这都是人类理想的实验。而它的被清洗，和革命的被背叛，也是人类的同一个失败。
从时间的角度说，前卫不同意线性的历史。“世界上第一张无弦琴”和前卫没有一毛钱关系。那种把前卫主义归为现代主义，按照古典－浪漫－现代－后现代排列的逻辑，迫使前卫必须发作。达达要比任何的毕加索或者塞尚更接近第三世界，也更接近原始人，因为它不用去处理他者的问题，它根本就是时间和空间里的他者。这些貌似反文明的丑闻艺术家，包括后来激浪派中的几个反艺术分子，包括日本噪音表演者 gerogerigegege，也都遵循着真正的“古法炮制”，也就是人类学家说的，通过仪式，来消耗掉文化中多余的收获。
与其说前卫是在不断创新，不如说，是不断在特定的情境下，去突破线性时间的束缚，回到更普遍的状态中。也就是说前卫并不独特，情境才是独特的。前卫也并不激进，是环境的激进，使它必须做出反应。然后，前卫也并不缺少逻辑，它破坏的是强加在逻辑中的等级和价值换算，在据说是“摧毁了逻辑”的地方，其实逻辑是以更简洁的方式存在着。
当然，瓦格纳也曾经被称为前卫，势不两立的乔治·马修纳斯和斯托克豪森也是前卫，谭盾也被称作前卫作曲家，约翰·凯奇是实验音乐，1986年的崔健是前卫，在南锣鼓巷搞民谣也可以是实验。分类学无能为力了。“逻辑死了”。也许是好事，但要小心混水摸鱼。总是有人渴望逻辑，确切地说渴望标准，那么就会有人来生产标准。我们可以管这个叫经典化：对每一个领域实施经典化，生产出最重要的10位达达艺术家、50个历史性的激浪时刻、100件最具代表性的破坏性的作品、5分钟带你看完激进艺术史。
如果这也配叫逻辑的话，很快你就会发现，前卫音乐已经给自己树立起了许多的丰碑，每一块都堵死了它亲自开的路。
如果用古典音乐的方法去给前卫音乐打分，前卫还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是用皇帝的哲学去经营民主，只不过希特勒用上了广播，里根借鉴了影视，现在变成了大数据。新技术抢救了祖传秘方么？前卫是要当代人用当代的眼光，去解救古人，让他们重新活着。
前卫音乐，实验音乐，即兴音乐，噪音：这几个词的内在的逻辑是：在政治和精神上，在语言上超越现状，必要的话破坏现状，停止它，重新发明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前卫并不依据结果来判断自己。对前卫的需求就是对这个过程的需求，而不是端着红酒，对着灯光看了又看，然后闻一闻，啜饮，然后谈论它有多少种果香。
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的自己任命的前卫也都是合法的：世界音乐、说唱乐、庞麦郎和龚琳娜。只要它们在自己的现实中超越着现实，而不是复制它，强化它。
人们模仿着宫廷音乐、宗教和集权政治的模式，对前卫进行消毒，这样就生产出一种中产阶级的文化，也就是说，一种便于换算和再生产的文化，好去消费民主：人人都可以幻觉一个未曾失去的完美秩序。在那个秩序中，天地君亲师和谐有序，罗马共和国言论自由，但没有人会幻觉自己是那个秩序中的奴隶，或者被屠城的战败国。前卫也一样划出了三六九等，不入流的前卫就像奴隶一样，是被历史抹去的。在资本主义，无论是晚期资本主义还是集权资本主义，在它身上，古典和前卫都是从各自生命中切割出来的生产资料。如果你是前卫，难道你不想金蝉脱壳吗？
在斯托克豪森和凯奇和杜尚这些巨人之外，或者说这些巨型的逻辑之外，或者说，那个和少数巨人相互垄断的文化之外，真的没有生命痕迹吗？“前卫”这个名词已经被前卫自己蜕皮了。manfred werder 和 peter ablinger 的唱片分类是“古典”或者“当代作曲”。mattin 是“非音乐”。角田俊也是“田野录音”或者“非音乐”。branden la bella 是“声音艺术”。graham lambkin 和 dan melchior 是“布鲁斯”和“电子乐”。ghédalia tazartès，“氛围”。柳汉吉是“即兴”。diego charmy 是“即兴音乐”和“舞蹈”。dieter roth 或者 gerhard rühm 搞了一辈子 “非音乐”和“说话”，刚出道的 gabi losoncy，居然是“田野录音”。还有素人音乐，一个通过前卫而存在的现象，你怎么分类它？……
今天的前卫音乐，终于摆脱了学院派的巨人症，不再关心宇宙秩序，而是重新研究起无意义和反美学。这当然不再令人心旌摇荡。不过，反过来说，不能在狗屎中见到佛的人，怎么可能在镀金佛像中见到呢？之前的心旌摇荡靠谱吗？巨型的、历史性的音乐事件现在分散成了许多小型事件，我看这才是生命：在这些无名的实践中，共振着所有其他的小型事件，巨人和古人也被重新使用，时间也就变成了网状。
一些朋友对前卫的失望，我愿意理解为他们热切地渴望着革命，但自己并不想牺牲。举个例子：几年前我读到一个艺术座谈会的发言，陆兴华老师慷慨陈词，卢杰老师就感动了，他说：当真理事件发生，我愿意把所有的收藏都烧掉。然而，卢老师一不小心暴露出来的逻辑是这样的：只有你先烧掉收藏，真理事件才会发生。而真理事件始终不能发生，也恰是因为你不肯先烧掉收藏。
比较谁第一个烧掉收藏也是没有意义的。就像烧钢琴这件事：没有人第一个烧钢琴。只有在此时此地，为了此情此景而烧钢琴。弹钢琴是排着队跟着巨人弹，烧钢琴不是。不是别人烧了我就不烧了，不对，我们烧得还太少了。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生命中烧掉一架钢琴。
当然卢杰可能是在用另外的方式实践着真理，对一个实践者谁也不好苛求。上面只是一个理论上的例子。卢老师见谅。
那种在渴望中模拟的牺牲，适用于一切音乐。可以是摇滚：壮怀激烈。可以是新古典：意境。可以是噪音：快感。但惟有前卫，似乎人们会要求得更多一些，那就是更新更独特的牺牲，在前一个经典化了的牺牲之后，再发售一款有所突破的牺牲。谁让你是前卫呢？但那些实践者，是不是也可以反问：你坐在丰碑上，啜饮着红酒，饱览着已知世界的地图，前不前卫和你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说，前卫没有死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我们仍然活在它激烈爆发出来的同一个激烈的年代。它可能正在失去鉴赏的价值，也可能因为人类的愚蠢而变得无聊。但即使是在无法品鉴的无聊中，前卫仍在被需要着，甚至可能依靠无聊而生发下去：很有可能，尤其是在肥美的前卫丰碑的情境中，它理应不再是巨人的游戏，它理应拒绝品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