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应该是个宣言，不过它是为自己写的宣言，所以就不必很大声。
Derek Bailey在《Improvisation》一书中写道，即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这句话，我无法驳辩，就像Josef Beuys说的“人人都是艺术家”那样。在此，有一点是共通的：对于即兴和对于艺术的要求在于人的意愿。这是一个当代的不谋而合。在古代，艺术行为基于技术。没有技巧，谈何艺术？那些古代的艺术大师或者精美艺术品都建立在精湛的技艺上。当代艺术中削弱技术的成份似乎已经得到了一种默认，现成品艺术（Ready Made Art）的开始注定了博伊斯要喊出“人人都是艺术家”。
“人人都是艺术家”并非不可能，但是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共识，即对于“艺术”这个概念的共识，这个共识好比是人对于“食物”，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理解而已，但是“食物”是“可食之物”这点并无疑问。二是意愿，即成为“艺术家”的意愿，一个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哪怕别人不认为他是艺术家，也无法阻挡他成为他认为的那种艺术家。一个不认为自己是艺术家的人，即便有人觉得他是艺术家，那也只是一种外加的评判而已。这两点目前看来都难以实现。由此，“人人都是艺术家”是一个假命题，但是这句话并不因为是一个假命题而失去我们对于艺术这个概念的思考。我想，喊出“人人都是艺术家”的意义在于提出艺术的学习和实践应该摆脱传统学院化和体系化方式在美学概念上的束缚，而回到一种个人化实践上，一种野生的，本能的方式。
人们对于艺术的理解当然是各式各样的。就当代的艺术行为和实践来看，有的艺术是建立在一种框架上，在其上添砖加瓦，这样的艺术大多能引起多数人的共鸣，可以称其为“社会性艺术”；另一种艺术，相对更为个人化，离开通常对于艺术这个概念的认识，甚至实践者并不强调其为艺术，可以称其为“个体性艺术”。社会性艺术建立在一种普遍审美基础之上，而个体性艺术重于个体的实践，有时甚至与普遍审美对立。社会性艺术和个体性艺术没有高低之分，只是立场和角色不同而已。
音乐在人类的历史演进中形成了风格和类型。在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中，即兴一直是它们其中的一部分，或者一种存在方式，比如几乎所有的民间音乐都有即兴的部分。即兴在现代的音乐中也十分常见，甚至在一些学院派的音乐中，可是这些即兴从未不依赖技术。虽然即兴从传统的音乐审美和概念中被释放出来，并且登堂入室，但是这样的“即兴”并非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的那种“即兴”。前者的“即兴”是需要技术的，甚至是依赖技术的，比如布鲁斯音乐和爵士乐中大量的即兴部分，演奏者都是在调性的框架中展现各自的能力；而后者的“即兴”可以是不依赖于技术的，既然是本能也就无所谓技术，尽其所能而已。前者的“即兴”是需要学习和可以被教授的，因为它基于一个基本的方法和理论，当然如何做得精妙是各自的天赋；后者的“即兴”是与生俱来，在自我学习和实践中形成方法。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音乐的学院式的体系化愈是精密和细化，我们离那种本能的自由就越远。当然后者的“即兴”可能是粗糙的，但是它有可能发展成为一种个体性的艺术，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简单，需要长期的学习和练习，并且需要实现一个重要的转变，即从无意识的本能即兴转变为有意识的身体本能；而前者则是通向社会性艺术。
对于不同音乐类型中的即兴在此不作细致的讨论，因为这些即兴可以被看作一种演奏方式，它们都是服从于它们的体系和框架的。我感兴趣的是不作为演奏方式的即兴，或者说更为本能的即兴，更为个人化的即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曾今出现过这样的音乐，它们以即兴作为支撑，在风格上模棱两可，也许有自由爵士和学院先锋派的影响，但是并不限于此。这个群体更展现了个体的多样性。这种反普遍美学的个体实践无论当时产生多大的影响，现在看来毫无疑问是令人激动的。这样的音乐后来被笼统地称为即兴音乐，然而这个定义并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完整的解释。但是我们的判断和构想必须随着时间而更新。如今的即兴音乐已经非常遗憾地变成了一种可以学习的风格，一种模式化的方法。经过学院化的教育，从事这样音乐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类同的方式并没有展现出足够多的活力。
我向往的即兴不是一种演奏方式，而是作为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对声音进行个体实践的行为方式。在这个概念下即兴行为处理的是一种材料，而非直接处理音乐，哪怕它的结果是音乐，同时音乐在这个概念下并非是文化的产物，而是听觉材料的一种客观描述。这个即兴和风格没有关系，它是反对形成风格的；它是不依赖于技术的，它是反对依赖于技术的即兴的，在此并非指不需要技术，而是这样的即兴是基于个体性的实践，所以每个人应该找到各自的需求，而非建立在一个统一的技术基础上；它是没有方法的，同时它是不可被传授的，它只能同过个体学习和实践形成，所以它反对形成方法的即兴。最后，它将通向个体性艺术。
2018年1月，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