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张鼎的《一场演出》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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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老师说到了未来的摇滚：摇滚乐应该帮我们训练新的斗争主体。新的斗争，是在大地政治意义上的更广大的斗争，而不局限在冷战和今天的全球化政治里的那一些。它应该更激烈，使人人都激烈，最后都能成为异端！
我想说的是今天的摇滚：已经被宣布死亡了的摇滚。然而又正在发生的摇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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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演出”是这个展览的题目，演出是这个展览的作品，演出之后留下的空的现场，是作品的残留物，空荡荡的模具。这已经是说：摇滚，你被使用了，化学了，对象了（按照艺术圈的切口，说得残忍一点，就是你被客体化了）。那么，现场这四支乐队，十几人的制作团队，几百观众，上千公斤的音箱、调音台、灯架，31瓶安徽产伏特加，一些电，等等，就一起被当做画布和颜料，给加工成了别的什么？
那么艺术家究竟凭什么，除了钱和一些众所周知的伎俩，来使用这些材料尤其是活生生的还仍在出汗的人？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件事，也是摇滚乐的下场，或者说出路，之一：另一有名的艺术家，同时也是大手笔的古董商人，请人创作，亲自演唱了几首重金属风格的歌曲，还拍了音乐录像。据他本人说，他是从不听音乐的，最喜欢听的，只是寂静而已。这样，搞摇滚的人就会问：凭什么啊你，就因为你认识左小祖咒吗？或者你是为了反抗强权，那你凭什么洗劫别人？
摇滚之于搞摇滚的人来说，庶几是一种信仰。虽说现在不好意思这样讲了，但多少还有种必须为之付出青春精血的条件吧。那些文身，虽说现在是个人都可以弄上一身，但多少也是一种签字和画押吧。那些眼神、手势、圈子，血液里的东西，人家是过着一种摇滚的生活，才去像生产副产品一样地生产着摇滚，凭什么你，你们，雇了美院研究生画油画，雇上了瘾似的，也买菜一样方便地、技术性地生产摇滚，就像是把宗教修行的瑜伽，清新成了体操一样的瑜伽？
这问题尚未要回答它，就先看到了其中的一个答案：消费的神力，完全可以将什么摇滚啊文身啊性自由啊意识形态啊，随便什么吧，给吸附到它光滑的表面上去，不再有原来的脉络。不但旅游更快捷了，良心和思想也更快捷了。而艺术也正好自由了，超限了，可以将这已经被冷却掉的符号，再拿来处理，正如它宣布过要处理当代一切的症结与情景：这听起来既像一种销售策略，也像一种踩过万物尸体继续战斗的誓言，然而对于摇滚乐来说，它也只能像其他的弱势群体一样，在冰冻中注视着时代的宠儿包括来自摇滚舞台并仍在世界上巡回的宠儿。
只能说摇滚乐自己也不争气，它太辉煌，太甜蜜，非要像广告一样光滑地，要在地球表面谋个好位置。还搞什么摇滚颁奖，摇滚名人祠，摇滚牛仔裤之类的东西，好像它真的不想死。打算成为僵尸么？还是孙悟空？这只曾经愤怒的猴子，后来乖乖做了斗战胜佛，没事出来参加个剪彩典礼啥的，就好像摇滚明星忏悔完自己吸毒乱交的二十岁，马上就获得了开悟的、聆听寂静的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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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什么摇滚乐坚不可摧，包括传说那场莫斯科演唱会发生在红场上，并摧毁了一个政权？这么天真啊怪不得会被卖啊。这个孩子一样的摇滚乐，爱好一切闪光、彩色、甜蜜的东西，在险恶的当代社会里，就这样给拐卖了啊。
我在现场听到军械所自己的歌的时候，也非常不天真地想：什么？要求官员公布财产？这样的鬼话难道不是利益集团抛出来又假装还不肯给的一截肉骨头吗？这不就是调虎离山吗让我们不去要求更彻底的变革？啊老刘咱们中计了吧。
然后老刘他们是真心的，卖力的，一如既往地演了下去。那绝对不能称之为专业精神。那是生命力吧我想，那是在摇滚乐的困境中真刀真枪地厮杀着。他们大概是没有挑选演出条件的习惯吧：在一切有音响的地方演下去，不管是音乐节、酒吧、画廊甚至是堂会？消费社会也罢景观社会也罢，你扔过来什么社会，摇滚都要拿自己的身体，节奏，汗和口水，去扛着。老刘已经顾不上中计了，他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连汪峰都在唱保持愤怒了啊，他天真不天真还有什么区别呢？
然后他那把杰克逊型又叫苍蝇型的金属吉他，却和主音吉他手那把芬达是区别开了的。芬达的身体要软一点。
我在台下又叫 mosh pit 的漩涡中被撞翻的时候，也只好说老东西的身体和小伙子是有区别的。
和旁边那个挥着拳头但没有出汗的身体，也是有区别的。
这些最后剩下的东西，不像任何的彼岸，不像广告，也不分善恶、男女，它们很快就要消失，任何一种摄影术都只能留下它闪光的尸体。也许正是因为有了太多的闪光的尸体，摇滚乐才既不能得到安葬，也不能得到转世，它像腌了的咸鱼，挂了价签，在中阴界徘徊。
那剩下的，我们称之为身体的，并不只是一坨肉而已。它是在行动中的。杀了牛羊来吃的人，应当对牛羊说声谢谢，不会说的话也至少活得更茁壮一些吧。当艺术家取用了摇滚乐，或风景，或他人的苦难，或景德镇的劳动力，他必须也将自己献祭进去，而不仅仅是像返还拆迁户的楼房那样返还一些意义。我们和牛羊一样，在迎接着死亡的时候，也只剩下这行动和物质和能量的转化：没有汗水和琴弦上的振动，摇滚乐如何经得起这充满意义的世界的敲诈？我们在使用摇滚乐的时候，不管是在地铁里，在梦里，在 mosh pit 里，都是在将自己削减为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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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说来摇滚乐就真的有两种了：一种是剩下的，不断被使用的，模拟着暴力与牺牲的仪式。一种是蜡像的，被消费的，在等价交换的链条内旅行，获得了不死不活之身。
2014年4月30号，在北京，香格纳画廊，有多少人是惊讶于自己竟然没有在跳舞和挥手呢？难道不是预计着，要放下过量的知识，让蛔虫和德勒兹暂时闭嘴，去重温那天真的，甜蜜的反叛？然而突然跳不起来了，发自内心地感觉到这些孩子好土啊，像猴子梦见自己是金刚啊，是金刚爱上了人类中的模范只能用死来完成审美啊？
然后有多少人是终于捉到了一只小小的冲动，竭力地跟随着它，终于也真的就感动了，浑身跑过了一阵鸡皮疙瘩就像喝醉了终于召唤回来了一阵什么？
这首先是昨日的摇滚：不肯离去的，不被超渡的，存在人民银行里，必要时取现的情怀。怀旧令人不要脸。我们竟然是集体处在一个不要脸的情景之中，去啃食来自1991年的梦想？难道1991年的中国，我们，包括彼时才两岁的重返人世的我们，不是还处在一个有脸且还火辣辣地疼着的状态，而摇滚乐还是正在迸开的伤口而不是今日漂亮的伤疤？彼时的豁出去了的土摇，和今日的国际化的英文摇滚，具备一个内在的，但是扭曲的联系？彼时的巡回世界的 The Moster of Rock 团队，难道不是像今日的从死人身上占便宜的公知、艺术家，居然也激活了受害者的身体，使之从受害者身上解放出来，超越了历史和政治的设定，成为陆老师从海德格尔那里继承的大地的政治家？而今日的受害者和不要脸者，有没有也那样孤注一掷地去解放彼此？
也许这个展览的最重要部分，并不是这场演出，而是它遗留下来的空缺、失去、耗尽。一个令庞然大物无可取、无可审美的空场。它比冻结着摇滚乐的那个情景更冷，这是一个残酷的景象：摇滚乐不仅仅已经死了，而且还要在每一次重返人世的仪式上再死一回，我们的身体，在向文身师和健身中心夺回来之后，还要在 mosh pit 中再毁坏一次，并随着清场的冷寂的回声，离开这个临时的曼陀罗。
摇滚乐如果还有斗争，就只能是奔向这巨大空缺的斗争：将自己使用殆尽。那无人也无电的舞台、赤裸裸的水泥地、吸满过噪音的金色海绵：它们证明摇滚乐并非升华为寂静，而是在死亡中恬然地消散：这一次是它亲手杀死自己，无需一个英雄来代理复仇。然后它又返回，仍然不是复仇而是庆祝：今天的摇滚是正在摇滚的，必死的，所有过剩的含义都一律销毁，不留给庞然大物可乘之机。
这冷寂的展场，并非在展示时代的惨淡，而是在展示仪式与斗争的潜能。没有昨日可以安慰的人，是惨淡中的绝命毒师，他只有将自己已经完蛋操了的身体捐赠出去，像扔柴禾一样扔进舞台前的漩涡中，才能享用其实正热烈地，急切地聚拢起来的下一个轮回。
2014年5月30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