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瑟·马豪格（Lasse Marhaug）是北欧最为活跃的噪音乐手之一。也是一位平面设计师、唱片和杂志出版人、制作人、电影和音乐评论人。住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在聊到他主持的访谈杂志“Personal Best”年刊的时候，他说，不希望这个杂志的内容会上线，他要保持它的物理（译注：physical，物质的、物理的、身体的。例：physical release，实体唱片出版）状态。因此我们就给他做了一个和物理有关的访谈。
——编者
Q: 颜峻
A: 拉瑟·马豪格
（2016年4月－5月；邮件；顺序由颜峻和拉瑟·马豪格重新调整。翻译：罗万象）
Q: 我能问问你的体重吗？巡演的时候有变化吗？
A: 我自己的体重一般是95公斤。也就是我挺大个儿的。我从20出头就这么重了。就算在运动之后也还是一样重。我练过马拉松，结果我的身体还是基本保持在个重量上。而且我基本上吃鱼或吃素，挺健康的。巡演的时候我一般会重个几公斤。如果我真想要瘦一点，那我得全天训练，这我可不想。我根本不会是个瘦子。没问题。当个大个儿挺好的。还从来没有人打算跟我动手呢。估计我才是那种看起来爱打架的，不过我其实是爱与和平那种的。
Q: 你一般带多重的设备？
A: 我旅行的时候最多带20公斤。我实在不喜欢拖着一大堆东西旅行。并不是说我没力气扛包，而是说带着一大堆东西旅行挺烦人的。我喜欢简单和变通。
Q: 你能帮忙称一下你出版的全部作品吗（CD、黑胶、磁带、书……每样一份加起来）？或者要是太难的话，能不能估计一下？
A: 真挺难估计的。我大概参与了两三百个专辑。要是算上我给别人设计的唱片封套，或着我做了混音、母带处理的，那又得有至少两百张。。然后还有好多书和杂志。我真不知道有多重。不过这些参与过的东西的档案，已经占掉了我家的很大空间。
Q: 你每个月寄出去多重的个人作品和厂牌出品？
A: 我每个月大概寄10到15公斤。新的一期“Personal Best”出来，我得寄60公斤左右。一年里，我大概寄个250到300公斤吧。
Q: 2016年1月，在All Ears 音乐节的一个晚上，我拿着瓶Nøgne Ø（译注：挪威啤酒“裸河”）在喝。我看见你冲我竖了个大拇指。哪款Nøgne Ø是你的最爱？还有什么别的挪威酒你愿意推荐一下？你有没有在你自己或者别人的音乐会上喝醉过？那是什么感觉？或者你从来没有过，那么那又是什么感觉？
A: 我从来不喝酒。我从没试过。连一瓶啤酒都没有。我不知道喝醉是什么感觉。药物也一样。也从来没有飞高飞大过。我少年时代是个顽冥不化的朋克，只对音乐和艺术感兴趣。酒和药物是那些年纪更大的人玩的，我没打算要。我希望自己所有的钱都花在音乐上——比如说邮费、空白磁带、印刷杂志。我发现靠音乐来延伸意识已经足够了。所以就这样了，我从没开始喝过。我不需要酒精来加强自信或者归属感，那是很多少年开始喝酒的动因。但我不反对喝酒。人们应该过得好点，应该享受。我知道Nøgne Ø是好啤酒。
Q: 袁志伟说你最喜欢的茶是铁罗汉。真的吗？你怎么泡？你用多大的壶，或者盖碗？投茶量多少？水温如何？注水急还是缓？我猜你喜欢重手法，喜欢烟熏味和比较丰满的味道？或者你喝生普洱更多一点？你是不是像John（译注：John Hegre，噪音吉他手，和拉瑟·马豪格同为Jazkamer乐队成员，Tedragen（The Tea Dragon）茶叶店的创办人之一）那样，带着自己的壶或者太空壶旅行？
A: 是啊，我喜欢中国茶。特别是普洱和重发酵乌龙。烟熏味和丰满的口味我都喜欢。也喜欢生普洱。这是我一大热情所在。我花很多时间在茶上，水温，选壶，选盖碗，选不同的茶——全都着迷。我旅行不带自己的茶具，这基本上是我在家用的。出门的话我一般喝咖啡，找杯好咖啡还是比较容易的，茶呢就得花更多时间来正经享用了。
Q: 你最喜欢的世界各地的场地附近的饭馆是哪家？谁是世界上最懂得带乐手去吃好东西的主办人？
A: 我在世界各地都吃过不可思议的好东西。不过可能最好的还是在新加坡、日本、韩国、墨西哥还有阿根廷。很多主办人都明白对旅行的艺术家来说吃的有多重要。噪音乐手确实普遍爱吃。我们在味蕾上的探险不亚于在耳朵上的。
Q: 你上次为艺术哭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怎么个情形？
A: 可能从来没有过。我不是个爱哭的人。我希望我能为艺术哭一个。
Q: 你旅行的时候会去看美术馆、艺术空间还有名胜古迹吗？
A: 对，我想要看世界，学习。旅行那么远，干嘛只看见你演出的场地呢。饭馆和酒吧之外还有更多的生活呢。如果我去一个新的城市，我喜欢早起，在开始工作之前一个人四处逛逛。
Q: 你最近一次去美术馆或者艺术空间是什么时候？如果那是你朋友的展览，那么你最近一次手里没捏着邀请函而去的是什么时候？
A: 我最近一次看的是一个只展一晚上的声光装置，是Alexander Rishaug（译注：住在奥斯陆的挪威作曲家和声音艺术家）和HCGilje（译注：挪威艺术家，从事现场环境装置、表演和录像艺术）的作品。真的很享受。除了太多人在聊天。我真愿意自己找个人少的机会再去看一次。Alexander和HC是很有才华的艺术家。真高兴看到他们合作。
Q: 最近你喝茶都听什么音乐？
A: 最近听很多约翰·寇川。上个月我开始了一个寇川之旅。特别是他的晚期作品，他变得越发精神性和前卫的那个阶段。我也听很多Andrew Chalk（译注：老牌美国乐手，作品跨越工业噪音和氛围音乐不同种类），他的音乐的调性和茶很搭。
Q: 你读过的最厚的书是什么？
A: 我有一套两卷的加里·拉尔森（Gary Larson）的漫画《另一面》（Far Side）全集。一本5公斤。真是笑死了。不过也真是我家里最重的书。
Q: 谁是你最重量级的作家？
A: 我对文学的口味很杂。我一般只读别人推荐的书。我对作家不像对电影导演、画家或者音乐家那么上心。最近我在读Franco Berardi（译注：又名Bifo，比弗。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活动家，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代表人物），就是因为有人跟我说起了。
Q: 你评论的电影里，有多少是在家看的，有多少是在影院或者其他大荧幕上看的？
A: 现在我有了女儿，我就不那么常去电影院了。所以多数是在家。我尽量每天看一部电影。
Q: 2015年你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
A: 2015年我最喜欢的电影可能是Yorgos Lanthimos的《龙虾》。我很喜欢他的作品。而且他在转向英语和起用名演员之后，没有出卖自己，也没有让自己的光华缩水。
Q: 你最喜欢的杂志是？
A: 我自始至终最喜欢的杂志就是《香蕉鱼》（译注：Bananafish，1987年创刊于旧金山的地下文化杂志。刊名取自美国作家塞林格1948年的名作《逮香蕉鱼的好日子》）。这是噪音音乐的圣经。有人问我关于噪音该读什么书，我就说去读每一期《香蕉鱼》，它告诉你所有关于噪音文化你该知道的。
Q: 你有没有被拒签过，或者在海关被拒入境？或者在机场安检处被加倍盘查？
A: 没有。我在哪都没遇到过这种麻烦。
Q: 你现在用什么牌子的旅行箱？
A: 我现在用Pelicase。我需要一个结实的带轮子的塑料的。我有一个Rimowa，但是从没真正喜欢过它，老觉得东西在里面撞来撞去的。
Q: 你用掉过多少个旅行箱？
A: 用来旅行吗？大概4到5个不同的。
Q: 你有哪家航空联盟的金卡吗？
A: 我有过的最好的是星空联盟的银卡。不过现在没了，因为我最近两年飞得不多。还行。毕竟飞机对环保不好。我已经造了足够的孽了。
Q: 你现在还做（像是Anla Courtis常做的）那种玩命的巡演吗？
A: 不。我已经不这么干了。而且我再也不这么干了。年轻点的时候那还挺牛逼的，但是我已经四张了，折腾不动了。我有家，我更乐意跟家人在一起。我再也不需要一年演100场了。要是能演10场就足够了。我渴望做音乐，但不一定非得是现场。在录音棚就可以很满足了。
Q: 你最近造了什么乐器吗？或者什么patch？
A: 在造乐器或者编程方面，我不是个擅长动手的人。我请别人做。最近我找了Christian Blandhoel（译注：挪威实验乐手和乐器制造者）帮我做一个四根弦带打击乐的乐器，是给一个舞蹈表演配乐用的。
Q: 你用了最久的乐器（硬件和软件）是什么？
A: SuperCollider和一些单块。我不是个设备狂，所以我都不记得那是什么单块了。我的SuperCollider的配置每过一阵子都会重新写，所以不算是一样的了。
Q: 你最喜欢的音箱是什么？包括近场监听和舞台PA，当然还有专箱。
A: 在我家的办公室我用Intelligent Sound，这是瑞典音箱。在客厅我用Actimate，这是澳大利亚牌子。我喜欢声音开放和温暖的音箱。在我工作室我用一对不错的天朗（Tannoy）监听，声音很准确而且干净。我喜欢在家和在工作室有不同的声音。PA我没有特别偏好，多数都能胜任。房间的声学条件要更重要一些。舞台上我喜欢晶体管比电子管多——电子设备和吉他不一样。
Q: 你烧过多少音箱？
A: 你说演出中吗？还真不多。不过我倒是很烧过几只监听。我认为这是调音师的问题。因为他们应该在监听上加一个低切，因为我做的是超低频反馈，你要是把送给PA的信号同样送到监听那就会烧了。我总是跟调音师说这个，可是有时候他们不理解，然后演出中就闻到焦糊味了。
Q: 你有没有那种巡演乐手（尤其是电子乐手）常有的毛病，像是背疼、脖子啊肩膀啊什么的？
A: 我以前因为坐飞机而有了背疼的问题，不过后来我开始锻炼背部肌肉，也就好多了。
Q: 你在演出中伤过自己吗？或者你的观众？
A: 是，我伤到过自己，不过从没伤到过观众。有一次我得去看医生，这场演出给我留了疤。我对身体表演并不热衷，多数情况我只想在声音上集中精神，不过有些时期，特别是早期，还挺身体的。不过即便是我坐在桌前，我也会太专注，以至于有时候会伤到自己。
Q: 很多噪音乐手说他们的声音让观众有过身体反应，像是感到麻木或者疼，还有性高潮什么的。你有过吗？
A: 有，我有过很多观众有这类反应。我希望音乐够强烈。不光是音量，而且是在音乐的层面上。我希望观众能体验到什么。我并不强制要求那是什么感觉，所以每个观众都有不一样的体验。而且我很喜欢这种音乐的这一点。就像一面镜子，音乐会反射而且放大观察者的感觉。有一次，一对儿观众跟我说，在我的音乐会之后他们要回家去造小孩儿。这到现在还是我最受用的赞美。
Q: 有什么音乐会伤害你吗？
A: 我从音乐上受的伤是来自音量的。我没法听极大音量太长时间。特别是吉他反馈很伤人。我尽量小心对待我的耳朵。我现在比年轻的时候更敏感了。我爱噪音，但是已经再也扛不住130分贝了，哈哈。所以我试着在内容和深度上让音乐强烈，而不只是音量。
Q: 有一次我朋友说，他在茶山上跟茶农一起住了三个月之后，再也不挑剔茶的好坏了，有什么喝什么。在和音乐和音乐家一起这么久（25年吧？）之后，你会怎么评价你在做的这类音乐呢？
A:你朋友的茶的故事挺有意思。做了25年之后我还是爱这种音乐。估计我还能有个25年。音乐仍然让我着迷。我仍然有很多想法要去发掘，那些自己冒出来的新的可能性。我尽量支持那些我觉得有价值的音乐，哪怕不全合我的口味。我欣赏艺术家的意愿，而且这就很够了。我在家听的可能是别的东西，但是去欣赏我们这个音乐领域的全景是挺重要的。对我来说噪音音乐代表了一种积极的想法。在音乐内容之外它有一个社会和政治的层面。而且我觉得我遇到的朋友们和我是一个大家庭，这对我来说很重要。对我来说，做这种音乐是我人生中做出过的最好的选择。我很幸运被它带到了这里。
Q: Francisco López把他的CD收藏（主要来自他遇到的音乐家）捐给了一个档案馆（译注：http://www.sonmarchive.es/）。Alvin Lucier退休的时候把他的收藏捐给了威斯利安大学。Frans de Waard（译注：荷兰实验乐手，乐评人）在网上卖别人寄来供评论用的唱片，来维持他的Vital Weekly网刊的运行。你会一直留着自己的CD、黑胶、磁带还有书吗？
A: 不，我时常处理我的收藏。我留个一半左右，可能更少。我留那些我会再听再读的，所以更像是给未来的我的图书馆，而不是对过去喜好的怀旧。不过我尽量收集所有的挪威实验音乐，特别是地下发行的，还有早期的作品。
Q: 你收藏了多少早期挪威电子音乐？你做的那些再版卖得怎么样？
A: 真没有多少早期挪威电子音乐发行过。60、70年代它们大规模地流失了，除了Arne Nordheim。我在Prisma Records（译注：拉瑟·马豪格的出版厂牌之一）帮着发行的，多数之前都没有发行过。我很高兴能帮这些音乐给人们听到。
Q: 这些出品卖得如何？
A: 嘿，这些出品卖得不错。看来人们对以前的音乐还挺感兴趣。过去的10到15年里，很多过去50年60年的音乐都得到再版、再评价了。这是一件很积极的事。就我而言我自己买的一半左右的音乐都是老音乐。我好奇它们之间的联系，一个运动怎么导致了另一个运动。可能人们的确买得少了，毕竟现在的出版差不多是过载了的，看起来每个星期都有些被遗忘的音乐又从角落里给找出来了。很难对所有出来的东西都保持关注。
Q: 关于艺术和音乐的物理方面，你对新的唯物主义声音理论熟悉吗？
A: 不，我不知道这些。我尽量躲开声音理论。
Q: 绘画作品有时候就像音箱一样，向观众传递能量……
A: 这个比喻太含糊了。音箱才不传递能量呢，它传递声波，而且也不总是传递。音乐才传递能量呢。绘画也一样，帆布上的画并不等于能量。我必须看见听见想法，画和声音本身是不够的。
Q: 那么概念艺术又如何？
A: 那个总是搞得我很冷。多数概念艺术都是在古旧的用滥了的概念上做文章，要么就是为了迎合市场。我想看见的是让我惊喜和好奇的东西，而不是让我觉得自己聪明，因为我能破译它的密码。最好是不理解。我喜欢一些60、70年代的概念艺术，可是多数现在的就太可怕了。主要问题是太多艺术家想要靠艺术作品生活了，他们得待在安全地带，害怕去做出真正的姿态。这种情况至少在西方如此，可能在中国和东方有更多勇敢的艺术家在做政治性的作品吧。
Q: 那么概念音乐呢？如果有这种音乐的话。
A: 音乐必须要能体验。我对那种关于音乐的愚蠢概念不感兴趣。概念音乐极少能感动我——它得在音乐的层面上感动我。
Q: 你有没有什么音乐家或者艺术家敌人？
A: 据我所知没有。我尽量尊重每个人，尽量be nice。我敢肯定有很多人不喜欢我，但那是因为我的表象和我的作品，不是因为我对他们不好，而且这完全没问题。谁想要让所有人喜欢啊？那不可能，谁要是那么干最后就只能撒谎骗人了。
Q: 你有没有参与过政治活动？身体上的行动，例如上街游行？
A: 没有，我没参加过游行。我觉得这不好，我应该参与的。但是我帮过一些忙，做一些政治性的东西，比如为那些我赞同的事设计logo和T恤。我佩服那些参与政治的人。
Q: 你有过政治家观众吗？
A: 有啊，Dror Feiler（瑞典籍以色列人，噪音和自由爵士乐手，艺术家，致力于巴以和平的左翼政治家，曾多次被以色列政府逮捕或驱逐，他的装置作品《白雪公主和真理之疯狂》因被以色列驻瑞典大使捣毁而导致两国外交关系恶化）。他是个光彩夺目的政治家和战士。了不起的人。
Q: 感谢你每次回答都这么快。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犹豫，或者在行动之前花时间琢磨？
A: 挺经常的。我的多数个人作品都花很长时间来完成。我花时间想，有时候在我坐下来录音和工作之前想好几个月。只是因为我同时做好几个项目，所以看起来我挺快。我觉得自己挺慢的。我应该做得更多，更专注。我努力。
Q: 你怎么样作曲？
A: 主要是在脑子里。我琢磨一些特定的想法，感觉，或者说我想要做下去的方向，让它们在我脑子里发展。实际的录音通常很快。不过我一般都花很长时间做混音，我觉得这才是作曲真正发生的地方。所以先是在脑子里让想法成形，然后录音，然后重新审视这个想法，看它是不是成立，或者它是不是要向别处发展，然后不要害怕被这个想法带去哪里。我是我的声音的奴隶。我必须跟着走，让我去哪就去哪。如果我好好听，它们就会好好待我。
Q: 你做过的最轻的音乐是什么？最甜的呢？
A: 我所有的音乐都又轻又甜。噪音音乐是耳朵的糖。
Q: 你在意自己作品的完美吗？
A: 我有点完美主义。我花时间在细节上，但我不相信艺术真的会是完美的。一个相信自己作品会完美的艺术家是傻瓜。当我读到那些我认为是绝对的天才的艺术家的文字时——比如说弗兰西斯·培根和维纳·赫佐格——我总会发现他们对自己的作品极其不满，而且相信他们做的除了是过眼烟云之外什么都不是。
Q: 你在意主办人或者观众对你的演出长度的期待吗？要是没有限制的话，一般你会演多久？
A: 这是一件我用作品来让大家高兴的事——我的理想演出长度是主办人和观众差不多也高兴的：差不多20到40分钟之间吧。对我来说这是我的音乐的完美长度。我试着演得长一点过——有一次我和Stephen O’Malley （译注：美国乐手，长音金属乐队Sunn O)))的吉他手，和所有人都有合作）还有 Massimo Pupillo（译注：意大利乐手，强力爵士乐队Zu的贝斯手）演了两小时以上，挺爽的——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半小时的。
Q: 有一次我看见灰野敬二在演出中好几次看自己的手表。这让我想到了那些大型音乐节的合同有多严格……
A: 好吧，我见过灰野君把所有的舞台工作人员都整疯了，因为他演出时间过长。最后他们跑到舞台上冲他喊，最后他们把声音切了。那是在巴黎，我就在舞台边上。我全拍下来了，你搜我的Vimeo的话就能找到。这是链接：https://vimeo.com/31878907
Q: 要是有人在你上台之前把所有的音箱都给烧了的话，你会取消演出吗？
A: 要是我知道的话应该会。但是2012年有一次我在华盛顿特区演出，高音单元给烧了——然后那是一个没有时间事先调音的演出。我们到的晚，那天有6、7组乐手表演，所以没时间调音。多数在我之前的乐手听起来都有点怪，不过除了PA他们也都用了专箱。所以我接好线，开始演，马上发现基本上就只有低音还能工作。听起来太可怕了，我就改成演超低频反馈了。
Q: 或者你会愿意干脆改成演原声的，如果场地够小的话？
A: 我还从没做过原声的表演。我想过，我也能做，但是我需要一整个乐团的乐手来帮忙。我正在着手这个想法。
Q: 你能推荐一些田野录音作品吗？
A: 这不是我最喜欢的类型。它总是让我感觉在听话筒的过滤。有太多无聊的实地录音作品了。我挺喜欢Chris Watson的作品。他很有意思。特别是他的作品就是纯粹的记录。不过，有这么一张我自始至终都最喜欢而且不分类别的唱片，叫做《北美蛙声》（Sounds of North American Frogs），由Charles M.Bogert录音。那是 Folkways 1958年出版的黑胶，是我一生中听过次数最多的唱片。所有出版过的唱片中最好的之一。它应该在我的20大里面。所有人都该听到它。
Q: 你有多少算是个城市人？自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A: 我在和城市彻底相反的环境里长大，在挪威北边的一个岛上的农村里，差不多周围都没有其他人。你可以用谷歌地图看看：https://goo.gl/maps/8XzUzLiAe8K2
那是一个自然天堂——很美的山，大海，森林，还有新鲜空气。但是长大以后我就对这种环境厌烦了。我对电影、音乐和书的兴趣多过钓鱼、徒步或者滑雪。所以我爱大城市。我喜欢大群人的能量。
Q: 要是别人把你的音乐上传到网上，然后让那些app把它们压缩成56kbps的单声道mp3再给人听你介意吗？说不定会给你带来更多的听众（比如说在中国）？
A: 整体来说我觉得网络分享音乐是积极的。这种非盈利的分享帮了我很多——它让我的音乐被世界各地的人听到。我能理解在有些国家人们买不起唱片，没问题，我希望我的作品被听到。声音品质被降低我会不大高兴，我希望人们在好的品质下听见我的作品，但是你又有什么办法呢？事情就是这样子。另一面呢，我实在鄙视商业的唱片工业那一套——我有几张专辑给放上了Spotify和iTunes，我从没许可过——可是人家就用所谓的合法方式那么干了，而且还卖钱——那这些钱都去哪儿了？这种大公司偷艺术家的做法让我很搓火。非盈利分享我支持，但是对艺术家的大型商业掠夺我唾弃。
Q: 自从我的第一批提问（4月26号）到现在（5月12号），你都干了些什么（创造性的、艺术上的、公众性的……）？
A: 啊我操，要是全都写下来我非得疯了。可能最兴奋的是我和一个叫Kristoffer Alberts 的萨克斯手录了一张二重奏。还有和钢琴演奏者Christian Wallumrød为Christian Marclay的银幕乐谱排练，这是下周要演出的。我还为一张和 Christian Marclay还有Okkyung Lee合作的黑胶做混音和母带处理，不过这两个Marclay的事之间没有关联。我还做了一个重新混音，一些其他的混音和母带处理。一个唱片封套设计。给Personal Best杂志做了几个访谈。给一些书和杂志写了点东西。还帮着做了一个音乐录像。这几周还算挺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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