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兽幻觉，原型（Humanimentical Prototype），Mark Peter Wright 作品，2015
原文：Mark Peter Wright
翻译：leftear
原载于 Leonardo Music journal, 经作者授权翻译刊发。
（编者的话：我是 leonardo music journal 上这篇文章的审稿编辑，当时读到的初稿中，还提到了澳大利亚著名的话筒牌子 rode。作者说，rode 最早设计 nt 系列话筒的时候，玩了一个文字游戏，rode+nt 就是rodent，也就是“啮齿类动物”。这也是对话筒的攻击性、主动性的一种隐喻。——yj）
关于作者：MARK PETER WRIGHT 是一名艺术家和讲师，他从事声音、视频、装置和表演方面的工作。他的实践批判性地探索了人类、动物、环境和与之相关的记录技术之间的关系。
摘要：本文考察了麦克风及其相关的政治生态及非人生态系统。通过对利恩·特雷门的“The Thing”窃听器，作为窃听设备发展史中的独特存在，进行了媒介考古挖掘从而展开整个讨论。将麦克风置于权利道德关系网络的考量之中，本文作者质询了麦克风在监视、寄生、恐怖主义中所起的间接作用及其后果。
正文：
在最近的声音相关研究文献中，聆听总是作为当代声音艺术话语与实践的核心[1]。在此种语境下，麦克风——作为声音艺术中的核心方法与工具——在探寻声音本质的过程中被忽视了，在梳理艺术史脉络时也被绕过了[2]。
对麦克风的讨论时常止于：它仅仅是服务于发烧音响工程的工具。有关麦克风的重要讨论远远滞后于其在音响工程中日常应用性的讨论。因此，以下文字旨在建立对麦克风的全新的批判性论述，探讨其在人与非人物质互作机制中的复杂关系。除了检视利恩·特雷门（Leon Theremin）的窃听麦克风，我还将引入布鲁诺·拉图尔（Bruno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来审视麦克风作为一个“行为主体”的本质。最后，我将鉴用马塞尔·欧戈尔曼（MarcelO’Gorman）的“死灵-媒介”（necromedia）理论来推进讨论麦克风所具有的恐怖内涵。
特雷门的“The Thing”窃听器
如果你向大多数人询问乐器发明家和作曲家利恩·特雷门，他们通常会告诉你他发明了一种乐器（特雷门琴），这是一种可以凭空演奏的乐器。这当然是对的，但特雷门还有其他的故事，其中一个故事涉及他在冷战高峰时期秘密窃听行动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特雷门发明了一种独特的窃听设备，它被安置在美国国徽的蚀刻表面，于1945年7月4日作为礼物赠送给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并挂在他莫斯科办公室内的墙上[3]。哈里曼以及任何其他美国官员都不知道，苏联人在鹰喙后面放置了特雷门的独特窃听装置。这个麦克风很小，没有电源或需供电的元件。它由一个无源空腔谐振器组成，只有当一个特定的无线电频率从一个外部发射器发送到该设备时它才会被激活[4]。这意味着这个窃听器可以无限制地在任意时间内安全地运作。在四位美国大使任期总共将近7年的时间里，特雷门的窃听器将机密信息传递到了苏联情报特工的耳朵里。特雷门将他发明的窃听麦克风的命名为“The Thing”。
The Thing, 雷奥·特雷门的窃听设备
作为物质的生物体
“bug”一词可以追溯到海军上将格蕾丝·霍珀(Admiral Grace Hopper)，她是一名海军计算机科学家，当她发现一只飞蛾的尸体中断了她正在编程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物理电路时，她将这个词嫁接进了技术词汇表中[5]。所以最初的“debugging”确实是通过清除虫体实现的。霍珀的飞蛾事件发生在特雷门的监听小虫悄然进入办公室的几个月之后[6]。
利用动物活体在早期的电子实验中非常普遍，经常有什么牛头蛙腿之类的。比如电流计（一种用于检测电流的仪器）就是，它为电讯行业的早期发展铺平了道路，并间接地促使了麦克风的发明和应用[7]。如果进一步探究非人生物体与声音媒体之间的纠葛，紫胶甲虫可能是其间最能体现这种物质性关联的。从印度和泰国的森林中提炼的雌性甲虫的虫胶驱动了唱片行业的发展（译者注：虫胶唱片），这可以视作“人类、动物和媒体在它们的历史发展中并不相互孤立”的有力佐证[8]。
特雷门的“The Thing”窃听器发明提供了一种有趣的富有联想意味的融合：一只虫子，一只鹰的嘴，一个国家的国徽，还有一个被加密了名字的恐怖麦克风。暂且搁置这些媒介自然[9](译者注：medianatures，语出Jussi Parikka)的念头，我们仍然有些疑问：特雷门的窃听器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又应该怎么理解其窃听的能力？能不能说它就像寄生在大使办公室里七年的寄生虫？
最早的计算机“bug”。一只飞蛾在 Admiral Grace Hopper 的编程中
寄生介质
特雷门的设备是其同类型中的第一款无源麦克风。随着时间流转，这种被动拾音技术也在发展。女权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卡伦·巴拉德(Karen Barad)定义介质不是作为一种属性，而是一种行为，通过行为的潜能不断发挥作用[10] 。 因此，事物通过他们的持续互作关系而发生改变：“事物本身就是现象” [11]。 换句话说，事物，它们与其他事物的互作关系，变得比它们对人类而言的功能更重要。特雷门的窃听器在七年时间里确实表现为某种形式的监听；但其技术层面的被动属性（无源麦克风）并不能忽视其主观能动性。
技术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提供了对此层面探讨非常有用的视角，同时对最近的后人类哲学形成了支撑，包括面向对象的本体论[12]、机遇现实主义[13]、新唯物主义[14]。行动者网络理论主要关注的是人类和非人类物质，包括媒体技术，是如何形成关系网络的。由于行动主体（微生物，人类和科技）的行为不断变化，这种关系网络也总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行动者通过让其他事物“行动”这种方式建立相互联系[15]。对于麦克风来说，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行动者网络理论并不是空泛地认为事物本身的行动取代了人类的行动者的主体地位”[16]。在这个关系网络中，“每个参与者都被视为一个全面的介质节点……所有的行动者都在行动”[17]。传递者“转化，转变，曲解和篡改他们原本应该承载的意义或要素”[18]。
同样地，我认为作为行动者的麦克风，其本身并不是自主的，也不是一个被奴役的中立工具。它是一个扭曲的媒介，在与他者的主动关系中作为介质，它包含在因果、人与非人、物质与非物质的行动者网络之中。因此，行动者网络理论对于任何麦克风的重要性在于，它清楚地表明，重点在于关系和效果。这也是是我在这篇文章中的一个关键论点——我们如此深究麦克风，是为了把它延伸到一个历史和权力关系的网络中。由此产生的，对声音研究和某些特定的声音艺术流派(比如实地录音)一个推论即是，声音的撷取永远不会是中立的。由此产生的音频文件，同样不能声称自己在道德伦理上是中立的，或者将自己视为一种“纯粹”的表现形式。
字节伤害
通常，寄生虫不会杀死它们的宿主，而是生活在宿主身上，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取营养。寄生虫比它们的宿主小，例如最小的寄生细菌，只有用显微镜才能观测到。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证明它对宿主造成了伤害。特雷门的“The Thing”窃听器对它的宿主，美国大使馆而言，是没有被意识到存在的，它在没有任何明显伤害迹象的情况下，将信息泄露出去。“The Thing”窃听器和寄生虫一样，可以说是不留痕迹的。然而，窃听器确实产生了影响，至少，它以一种我们无法排除的方式影响了决策。正如阿尔伯特•格林斯基(Albert Glinsky)所指出的，“The Thing”窃听器在美国大使馆所起的作用，简直不亚于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19] 。
无线电波扰动了“The Thing”窃听器的技术性沉睡，唤起了它的冷酷觉醒并导致了它从寄生到被奴役的状态转换。虽然看起来它具备自主性，且对操纵者来说并不可见，但它仍然通过操纵它的无线电信号，与操纵者手耳相连。“The Thing”窃听器的远程聆听者被牢牢地绑架于满是劳作和政治企图的物质世界。“TheThing”窃听器是人类、动物以及技术的嫁接结果，这种类似于生物膜和隔断膜的融合看似是非物质化的，却产生了有机的结果。
通过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The Thing”窃听器，或者间接地推演至其他所有麦克风，不应该仅仅被理解为某种“汲取性”的事物，而是一种“散播性”的事物。就像细菌或者病毒，麦克风扮演着一种具备传染性的角色。就像任何可以引起疾病和腐败的细菌一样，我们也可以说麦克风，具有和病毒细菌一样的感染潜力；在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中，麦克风从来都不是被动的；它们简直可以说是鲜活的、活蹦乱跳的！
麦克风的这种特性早在1878年就被意识到了，《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自始至终都在抨击托马斯·爱迪生，认为他显然“对电上瘾”[20]。这篇文章抨击了麦克风窃听私人谈话的能力，更进一步大胆地宣称，它是一种“可怕的工具……具有毁灭性的效果”[21]。
入侵至死
动物反复入侵着麦克风的发展历史，无论是物质性地或是概念性地[22]。监控和间谍活动史中就有这样的例子。中央情报局主导的20世纪60年代的项目“原声猫咪”（Acoustic Kitty）就是一个臭名昭著的案例，其中为一只猫的耳朵通过外科手术植入了麦克风，同时一个发射器植入了它的颅骨底部，导线缠绕在它的毛皮上[23]。这样的军工工程不可避免地通过这种类人媒介找到自身的能量通道[24]。
“hack”从字面上理解，意味着“砍”，比如砍一块肉或者砍一根树枝。但是“hack”又有非法入侵的意思。由于权力的不对等关系，麦克风入侵人类和环境，可能更多的是物理性地，物质性地。麦克风不断地产生一种越界，伴随着物质和隐喻的混合。正如作家尤金·塞克(Eugene Thacker)所言，跨界和对界限的突破是恐怖题材的典型性特征[25]。哲学家迪伦·特里格(Dylan Trigg)则说，“恐怖，通常涉及到人类和非人类的交汇之处”。因此，麦克风映射了某种足以构成恐怖意味的事实：它可被想象成一系列事物边界处的行为集合，持续的分裂或发散，进入和穿过它所牵涉的主体。由此可见，麦克风内部存在着一种潜在的恐怖特质，它可被视为一种在空间和身体边界上进行入侵的工具[27]。
在电影制作人约翰·卡彭特(John Carpenter)的恐怖电影《怪物》(The Thing, 1982)中，一种外星寄生生物复制了宿主。这个过程不应被仅仅看作一个精确的生物拟态过程；它更应该被视为融合了身份特性和物质特性的复制，这产生了人与非人物质的碰撞。同样地，通过其独特的拾音过程，麦克风也在产生这种非典型性的融合复制。它不是在自主性的隔离状态下完成这些的，而是与人类的手以及塑造了这个社会政治世界的权力关系紧密相连。因此，麦克风永远不能被视为无机的或是隐匿的设备。它和涉及主体性、权力的政治生态系统联系在一起：形成一种牵涉人类，非人类，技术和媒介历史的格局。它的表现结果（即录音）通向了一条具备巨大潜能的路径，而不是任何单一现实概念。在这种可以说是恐怖的语境下，麦克风变成了“死灵媒介使者”。正如媒体活动家马塞尔·欧戈尔曼在2015年出版的《死灵媒介》(Necromedia)一书中对科技与死亡之间的纠葛进行了放大，麦克风也像摄像机一样处于类似的情境中。录音套件中的“来复枪”和“散弹枪”（译者注：枪式麦克风）更是进一步表征了技术和死亡的平行驱动。那些声音追踪、声音掠夺、内部潜入型声音捕捉的题材，比如实地录音，应该被认为是对利他主义的反制，利他主义的错觉往往源自声音生态学以及认为对环境声音的掠夺并不重要。欧戈尔曼指出了恐怖和可怕之间的区别，他认为恐怖是对从未存在过的东西的持续追求，可怕更像是突然发现了一具尸体这样的情境——典型特征即具备凝固般的启示时刻[28]。实地录音者，将声音作为媒介，可能只是通过对声音循环往复的逐猎而对其他人产生恐惧——就像一条吃自己尾巴的蛇。如果确是这样，我可以推测，那些归宿在档案、CD或装置中的录音，实际上是暂时的可怕。通过对麦克风的这一“死灵-媒介”角度的质询，我们开始扰动了对录音这一行为的传统观念，并开启了一些涉及寄生和恐怖主义的新问题：是手紧紧拽住了麦克风还是麦克风拽住了手？如果麦克风是通过侵入的方式游走于身体与空间的界限，那么对最终的结果录音文档我们还有什么更多的阐述吗?录音过程中，除了声音信号还有什么被捕获了吗？
《闪灵》（The Thing）（1982）John Carpenter 导演的电影
结论
那么利恩·特雷门的微型窃听器是如何被发现的呢?
一名英国电台操作员在一个开放的无线电频道上听到时任大使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的声音，因为无线电波激活了特雷门的窃听器。于是美国技术人员使用电子扫频器在大使办公室内发射无线电波，直到窃听器由于声波反馈而发出“嚎叫”，它正是通过这种“生物嚎叫”使自己显了形。反馈也被称为“寄生振荡”，它象征着一种听觉上的自我恐惧，一种神秘的时刻，反馈就像举起了一面镜子，使发声体自身影射出对自身真实的厌恶。
就像霍珀上将清除飞娥一样，对“The Thing”窃听器的处理也是将它从宿主上物理性的清除。想象一下吧，窃听器像一只虫子一样被拿起，双腿蠕动，发出骇人的嚎叫，这可不是什么牵强附会的比喻[29]。美国大使对此事件的口述记录暗示了“The Thing”窃听器的邪恶代理者的身份：“一个人可以强烈地意识到这个房间内存在隐形的第三者：窃听器，甚至都能感觉到它的呼吸”[30]。
关于麦克风的探究表明，一个看似无明确特征的技术实际上是一个行为媒介，它通过对物质、投机性权力道德网络的介入和干扰，主动地对人类和非人类的历史发生作用。
参考文献及引文
1 Angus Carlyle and Cathy Lane, eds., OnListening (Devon: Uniform Books, 2013); Brandon LaBelle, Acoustic Territories(London: Continuum, 2010); Salomé Voegelin, Listening to Noiseand Silence: Towards a Philosophy of Sound Art (London: Continuum, 2010).
2 Christoph Cox and Daniel Warner, eds., AudioCulture: Readings in Modern Music (London: Continuum, 2004); Seth Kim-Cohen, Inthe Blink of an Ear (London: Continuum, 2009); Alan Licht, Sound Art: BeyondMusic, Between Categories (New York: Rizzoli International, 2007).
3 Albert Glinsky, Theremin: Ether Music andEspiona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 p. 259. The plaque wasa gesture of friendship presented by Soviet Boy Scouts to mark the annualIndependence Day reception.
4 “An external microwave beam of330 MHz was directed at its antenna from a neighboring building, causing ametal plate inside the cylinder to resonate a miniature tuned circuit. . . .The pattern of the diaphragm’s vibrations causedfluctuations in the capacitance between the diaphragm itself and the plate ofthe tuned circuit that faced it, causing it to act as a microphone.” Glinsky [3] pp. 259–260.
5 Sadie Plant, Zeroes + Ones: Digital Women + theNew Technoculture (London: Fourth Estates Ltd, 1997) p. 127.
6 Note: Hopper’s “debugging” is said to have occurred inSeptember 1945, although the date is still debated. See
7 Douglas Kahn, Earth Sound Signal: Energies andEarth Magnitude in the Ar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pp. 34–40.
8 Jacob Smith, Eco-Sonic Media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 pp. 17–24.
9 Jussi Parikka, Medianatures (Open Source:Living Books About Life, 2011).
10 Karen Barad, “Posthumanist Performativity:Toward an Understanding of How Matter Comes to Matter,”Journal of Women in Culture and Society 28, No. 3, 816–818(2003). 11 Barad [10] p. 817.
12 Ian Bogost, Alien Phenomenology, or What It’s Like to Be a Thing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12).
13 Graham Harman, Towards Speculative Realism:Essays and Lectures (London: Zero Books, 2010).
14 Jane Bennett, 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Ecology of Things (London: Duke Univ. Press, 2010).
15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2005) p. 107.
16 Latour [15] p. 72.
17 Latour [15] p. 128.
18 Latour [15] p. 39.
19 Glinsky [3] p. 260.
20 New York Times, “The Aerophone,” (1887). See
21 New York Times [20].
22 Fluffy microphone windshields also go by thename of “dead cats.”
23 The aim was that the microphonic cat wouldeavesdrop on intended targets. However, the first cat to be deployed ran intothe street and was killed by a passing car.
24 “Humanimentical” is a neologism I use to describe an assemblage of the human,animal, environmental and technological.
25 Eugene Thacker, In the Dust of This Planet(London: Zero Books, 2011) pp. 8–9.
26 Dylan Trigg, The Thing: A Phenomenology ofHorror (London: Zero Books, 2014) p. 38. 27 Upon discovery of the Thing, thetechnician “took a hammer, and began, to my bewilderment and consternation, tohack to pieces the brick wall where the seal had been,”according to Ambassador Kennan’s dictated notes.Glinsky [3] pp. 271–272.
28 Marcel O’Gorman, Necromedia(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5) pp. 176–177.
29 A replica of the plaque now lurks on displayat the National Cryptological Museum (U.S.A.).
30 Glinsky [3] p. 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