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第十届上海双年展画册《社会工厂》）
你是干什么的？
我是个乐手。
你演奏音乐？
不，我演奏噪音。
噪音也是音乐的一种吗？
不，噪音不是音乐。
上面这段对话经常发生。很多创作大音量噪音的人，自称“噪音人”，英文叫noiser。但为了方便沟通，还是常常自称乐手，就当是凑和，也像是恐怖分子化装成老百姓。不像那些创作小音量噪音的人，有的是作曲家，像泽纳基斯、大卫·托德，有的定义为即兴乐手，像是小众的电声即兴（Electeo-Acoustic Improvisation）演奏者，这些人更主动地接受了“噪音也是音乐的一部分”这个说法，甚至为之辩护，搞不好还要维权。
噪音也可以是音乐的一部分：这多少算是上世纪中期的成果。那时候，各种怪逼都有容身之地，从捣乱分子到社会精英，似乎也就是一步之遥。行动绘画成为美国国宝，概念艺术被收藏，激浪派和实验音乐也加入中产阶级文化的必修课，终于，听约翰·凯奇谈寂静，就像听奥修谈论爱一样令人欣喜。伴随着寂静，音乐向噪音张开了怀抱。宽容。很有礼貌。但就像凯奇永恒的笑容一样，也有点烦人：为什么噪音不可以是它自己？为什么一定要是音乐？在那个美国梦一样精彩的许诺里，每一个声音都可以成为音乐，每一个马桶都可以成为艺术，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成功，慈悲和智慧（和财富和民主）的光芒，会照亮所有的角落。
没有照到的除外。
凯奇没有在笑的照片也除外。这对他来说，多少有点悲哀。
为什么一定要成功？不成为政治家也可以搞政治吗？傻逼也有权存在吗？没有得到作曲家加持的，闲杂的声音，也可以被听吗？不被听的话，有权存在吗？有权不存在吗？
噪音音乐是对上述疑问的一种回答。类似于这样的一种对话：
你是乐手吗？你演奏音乐吗？你是噪音音乐家，或者噪音艺术家吗？
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
噪音音乐：和噪音乐手一样，一个悖论。一种与生具来的自反性。自相矛盾的词和它的自毁的对应物。但首先是不想说噪音艺术，更不想说声音艺术。并且和日常用语里的“噪音”区别开：一种极大音量的，不包含任何“音乐”元素的，用电子设备和音箱实现的声音事件。兴起于1980年代的日本，定型于1990年代的欧美和日本。不是小音量的噪音，也不是之前的噪音音乐，包括路易吉·卢索洛的噪音机器 Intonarumori、苏维埃噪音实验、1960年代英国的电声即兴和美国的现场电子（Live Electronics）、洛杉矶自由音乐社团（LAFMS）……不是自然界的噪音，不是隔壁在装修……也不是不同政见，也不是抗议歌曲，也不是脏话和抑郁症……不是噪音这个词的开放的修辞和象征，不是那个大写的“不是”。
只是把“什么都不是”这件事无限地放大而已。就好像突然找到了虚无本身，又突然它爆发了。
这种说法有点没良心，因为很多前辈和同行就被排除在外了。包括那些因为玩噪音而被斯大林枪毙掉的人。但也只有这种说法，最彻底地推行了噪音的逻辑。也只有这种音乐（或者非音乐）最吵，最噪音：最没有逻辑。最来不及思考。最彻底地从人的存在中崩溃出来。
很多噪音人坚持说噪音不是音乐。但他们不介意“噪音音乐”这个词。犯不着和一个词较劲。但有必要和一句话较劲。
人们早已习惯了这个词：音乐。它不特定，用起来比较随便。随便很重要，千万不要事儿逼。“当代艺术”听起来就有点事儿逼。“声音艺术”更甚。继承和使用这个已经磨损了、失去了光泽的词，说明还在玩一个古老的游戏，也许是惟一的游戏，不需要特定的区分也从未进步过的游戏：音乐，从仪式开始，和万物和神灵和死人沟通的游戏，它无处不在。你可以隐身在一个古老的，已经变得平庸的状态中，和其他事物平等地存在。甚至，也只有在普遍性当中，才能激活独特性，就像是从菜市场某个摊主的手机铃声里，提取出恍惚的高频和心脏的节奏，让它们回到神的身边：菜市场是大地。
噪音：没有恒定的差异，只有混沌的共通。
音乐：当人们忽略了无处不在的普遍的噪音，这无处不在的特定的音乐就取而代之，变成了氛围、背景，变成了噪音。
噪音是所有声音的原初状态，宇宙的无序的秩序，你放大它，就叫爆炸，你松手，它就叫混沌。的确啊，一松手，什么都变回了混沌，看见那些精心打扮的人，明星和新娘的时候，难道你不为他们将要皮肤松弛，流口水，死掉，而感到悲哀和滑稽吗？
以及：当噪音也开始分类：粗噪音（HarshNoise）、粗噪音墙（HNW）、快切噪音（Fast Cut Noise）、迷幻噪音（Psychedelic Noise）、噪音核（Noisecore）、屎核（Shitcore）……噪音就必须始终处在一个身体里，形状里。就像是被分类为智者就一直要微笑下去……即使是噪音也需要一点安全感……但也许噪音更适合在悖论中存活，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990年代初期，日本人就开始说噪音已经死亡：它被定义了。那个在舞台上手淫，唱卡拉 OK的怪逼组合 Gerogerigegege，难道他们不就是到达了噪音的荒谬的庄严，然后消失，被上述所有的分类排除在外？
如此说来，继续活一种已经死亡的生命，又是一个新的悖论。如果说噪音就是悖论，那么在今天，继续搞噪音而不被噪音搞，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可能的。
1910年代的未来主义乐器Intonarumori，是一堆木头盒子，靠齿轮、杠杆的敲打和摩擦发声。1920年代的苏维埃噪音机器，形形色色，有时候会用到蒸汽机、电影胶片、枪，有时候靠手。1930年代，杜尚和库特·史维兹用到了唱机。1950年代，凯奇买了好多短波收⾳音机。1960年代，人人都在焊接电子原件。1980年代，吉他效果器又多又便宜……1990年代以后，重低音音箱普及了，笔记本电脑也普及了。噪音是机器的产物，没有电，就没有130分贝灵魂出窍的顿悟。确切的说，噪音是人把自己扔进机器的海洋的结果：地球已经全面变暖，融化，横竖是个死，不如游泳而死，说不定还能死得其所。
1970年代，英国工业音乐兴起，有一句著名的口号：给工业人的工业音乐（IndustrialMusic for Industrial People）（来自艺术家 Monte Cazazza）。所以噪音也就是给噪音人的噪音：一种反馈现象。工业革命以后，大家都成了噪音人，但只有少数人主动接受了这个事实。这些人不大像是时代的反抗者，他们不要求回归大自然，也不天人合一。相反他们比机器更远离自然，他们听机器和垃圾的声音，放大它，使它突破自身的极限，呈现其故障和毁灭。同样是1970年代，“生存研究实验室”（Survival Research Laboratories）出现在旧金山，以机器人的搏斗和毁坏为表演内容：不再是用人的身体来表演，因为旧的身体已经献祭给了机器。
这些都应该追溯到未来主义者和达达主义者和苏维埃的前卫主义者/共产主义者那里。那个怪异的、遍布冲突的新世界里，这些人和世界一样怪异，他们是献祭的先驱：不仅仅是向田园牧歌的幻觉告别，也向个性和自我告别。不再有技巧和大师，包括审美和道德。在机械化的过程中，旧的身体的主动的死亡，是和这些陈词滥调同归于尽：自杀炸弹。而这始终是为了一个更好的世界。在当时看起来最有希望的社会里，塔特林（Tatlin）为苏维埃设计的飞行器，展示出了科学和诗歌（和悲剧和毁灭）的潜能。苏维埃的小伙子给自己装上滑翔翅膀，这情景很像是1913年的苏黎世，雨果•鲍尔穿上立体主义的锥形衣服，朗诵那首模仿机器和战争的声音诗。这情景也很像是Gerogerigegege在舞台上电击屁眼，用吸尘器吸鸡巴：在机器里，新的身体诞生了。
与其说今天的大音量噪音音乐/非音乐，是对 100年前的噪音运动的继承，不如说是对它们的失败的祭奠。被引用很多（过多）的《噪音的艺术》（The Art of Noise）宣言，是从聆听日常生活的声音开始。同时代的声音诗，是从废除语言的意义，回到语言自身的物质性开始。然而它们都失败了，包括在意大利和苏联用艺术改造社会的努力。没有足够大声的乐器是一个原因，和政党同床异梦是另一个原因。还有很多其他原因，比如说其实噪音就是想要失败。在一个成功的世界里，噪音的意志就是去失败：去返回混沌：去保持从头再来的潜能：去摧毁分类法和美术馆和存折……
所谓的天人合一，经过噪音的修正，显现为一种针对现代世界的态度：要么摧毁你自己，从而摧毁附着于自我的流通体系；要么切断流通，包括资本的流通（经济）、意义的流通（语言）、主体的流通（象征秩序），从而解放自我，使之复归于无。
大音量的噪音，强制性的直接生理反应，大过前卫主义者100年以前的丑闻，大过激浪派和维也纳行动艺术的偶发现场和流血事件，约等于萨满和巫师的药物。在时间纬度的这一头，是古老巫术、仪式，象征和体验并存的时间；在另一头，是赛博朋克通过嗑药来帮助人机合体，是肉体和机器叠合的未来巫术。噪音作为药物，既不是天然的，也不是化学的，它是一种强烈的物理振动和神经电活动。在现代性焦虑的身体里，噪音就像是拎着自己的头发：不是为了离开地球，而是为了振动身体，驱魔。
在大音量的激烈的极端的日本噪音（Japanoise）之后，出现了“粗噪音墙”乐派（HNW），法国的 Vomir乐队这样描述它：没有动态，没有变化，没有发展，没有想法（no dynamics, no change, no development, no ideas）。这面无表情的宣言，让人再一次想起Gerogerigegege，他们说：操作曲，操旋律，不献给任何人，不感谢任何人，艺术已经完蛋（Fuck compose, Fuck melody, Dedicated to no one, Thanks to no one, ART IS OVER）。这有点像是概念艺术对达达的祭奠。当噪音被定义和习惯，变成另一种抽象表现主义绘画（表现什么？）和自由爵士（在何种意义上自由？），变成主体的宣泄表演，就有新的噪音来取消那个表演者，那个自杀者，那个令人感动的主体（难道这不是一种犯罪吗？当你替其他人说出他们说不出的话，让他们哭，让他们得到答案？）。
也就是说，噪音又回到了混沌中。并且是又一次主动地回去。那些呆若木鸡的声音，黑胶唱片，15欧元，买回去，邻居以为你买了三台洗衣机。或一个大海：大海也呆若木鸡。
大海是人们不讨厌的噪音。不光是惹不起，也因为人体70%由水构成，大海是故乡。人类来自胺基酸。胺基酸来自大海，要么是臭水沟，反正都一样。人类来自子宫，被羊水包围，时刻在振动中。如果噪音不那么激烈地要涌现，那么它就应该像羊水一样包围我们。那么洗衣机为什么不应该取代仁波切的地位，尤其是当你有了三台洗衣机？
关于这种普遍的、无始无终的噪音，曾经住在海边的观世音这样说：初于闻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动静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渐增，闻所闻尽。尽闻不住，觉所觉空。空觉极圆，空所空灭。生灭既灭，寂灭现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间，十方圆明……（《楞严经·耳根圆通章》）他是一个通过聆听而得道的人，后来被塑造成有求必应的神，尤其是擅长帮人怀孕，生男孩。但他没法替我们去听噪音。那么在海边的洗衣店里，他听见的，和我听见的，是同样的声音吗？他能够像狗一样，听见 5万赫兹的振动吗？这似乎不算个事儿，至少他已经不介意了：他抛弃了聆听主体和声音客体之间的接触界面，在声音/聆听的流动中，进入每一个方生方灭的瞬间，两者的连续性都不复存在，它们被体验为物质的基本形式，也就是振动，它们没有分别地消亡了。
人类的声音，一种特定的生物电现象。它从万物无始无终的振动中，选取20到 2万赫兹的频率，转换成电信号，在脑神经间传输。那些太过微弱的信号被称作寂静。
我们发明了噪音这个概念，是因为我们发明了语言和音乐。从振动中选取了一小部分，组织起来，生产和再生产，编制出意义的流通网络。那些剩下的就是噪音（这里借用Alex Ross的书名）。
然而并不是剩下使噪音成为了噪音，而是过剩。古汉语对“噪”的定义，是过度的声音。这是一种状态，而不是一个恒定的形式。曾经和我们相安无事的声音，混沌的也罢，清晰的也罢，粗笨简单的也罢，悦耳有余音绕梁的也罢，一旦过度，就烦人，就无法分辨出确切的意义（从噪音中分离出信号，解读出信息），大脑死机。反过来说，如果人可以缩小自己，去靠近每一粒声音，它就又从混乱中显现为个别的，说不定还有鼻子有脸的？
过剩是大自然的恩赐，加上人类的努力。也许后者比例更大一些，毕竟我们已经不再靠采摘野果为生了，我们采石油。过剩的词语，过剩的思想，过剩的表达，不大可能像粮仓那样囤积起来。能量的意志在于，要求释放，以便复归于虚无。墒是宇宙的法则，看起来和人类的愿望相抵触，然而它在每一个过剩之处发作，用乔治·巴塔耶的话说，现代战争的无法避免，就在于现代经济的过剩无法避免。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雅克·阿塔利的声音的政治经济学才能推导出噪音这个消耗的庆典。
作为政客和银行家的阿塔利本人，一位成功者，收集、引导和管理着政治和经济上的噪音。他并不真的同意消耗，他擅长资本的流通和增殖。20世纪的音乐，已经尽力去吸收噪音，组织噪音，给它们名分，就像资本主义努力地消化着经济危机，让冷的钱变成热的，让慢的银子变成快的，也让意识形态的敌人变成生意伙伴，让暴力变成暴力美学。噪音的一个世纪，就是在这样的悖论里摆动着：从混沌中出来，激烈地存在，然后被显影，被同意，被投入再生产，然后再毁坏自己的前途，偏离航线，暧昧，迷失。
在被设定了的命运里，机器和人都只能通过故障来发出噪音，那不是为了更有价值地存在，相反他们和它们可能会短命（正如佛陀也不曾长寿）。而故障是无价值的突发。而无价值和无意义是最终的平等，就像是一个起点，其中包含着所有的方向。噪音消耗着过量的信息，像是在过年的时候消耗积蓄，吃喝，放鞭炮，为了一年的宁静：是啊这样的传统已经扭曲了，噪音因此成了新年的激进版本，也是现实版本，以回应这个连过年也都变成再生产的世界：去回到那个起点。
图：vladimir tatlin的飞行器试验